积极探索农村基层调解工作的有效途径

正农村调解工作是保证农村基层和谐和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职责,使命不容懈怠,责任重于泰山。鉴于农村基层调解工作战线长、涉及面广、基础差、矛盾复杂的基本现状,我们通过实践对农村基层调解工作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一、农村基层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于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解决社会纠纷、弥补诉讼制度不足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以往崇尚诉讼意识的影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步被边缘化。要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强化基层的纠纷预防机制;加强基层政府部门协调联动,创新纠纷排查机制;创新人民调解,理顺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解决纠纷的法律关系;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工作,扩大仲裁服务领域;改革创新信访制度,着力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合肥市为例

行政调解制度有助于行政机关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从合肥市的实践来看，行政调解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部分行政机关对推进该项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调解协议的效力不足引发的实施效果上的问题、基层调解机构建设以及行政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等问题。当前，加强和深入推进行政调解工作应当采取的对策包括：加快行政调解工作地方立法；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提高全社会对行政调解制度的认知；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基层行政调解组织的作用；加强行政调解队伍建设；将消费者协会等行业组织纳入到行政调解体系中来，充分发挥其调解职能。     

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探析

基于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作为行政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以公权力处分理论为基础,对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的基本内涵、理论证成及其制度价值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     

疏通多元纠纷解决渠道 高效快捷维护公平正义

当前是我国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时期,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途径较为单一,过多地依赖诉讼解决纠纷渠道,非讼解决纠纷渠道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严重不足;今后我国应当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在组织、人员、程序、效力等方面发展非讼解纠力量,建立健全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高效快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把行政调解打造成化解行政纠纷的主要方式

正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其中,因行政管理或行政执法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呈几何数级增长,给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采取何种方式化解行政纠纷更符合国情,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各级政府不能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     

健全“大调解”工作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全社会建立健全＂大调解＂工作制度很有必要且势在必行＂。大调解＂工作制度的健全和实施,应当以化解社会矛盾为目标、以创新调解机制为动力、以健全调解机制为保障。针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开展以基层调解为重点,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体系,及时发现控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乡镇政府行政改革的必要选择

精简办事机构,增强行政活力,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一直是我国农村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通过20多年改革,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在改善农村经济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组织发展的惯性,基层政府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又精简、又膨胀的怪圈,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如何跳出这个怪圈,已成为目前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把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推向深入,从而大刀阔斧地裁并机构,精简编制,削除不必要的成本项目,无疑是当前改革的必要选择。改革成效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村基层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改革…     

"诉非"巧衔接纠纷更易解

医患纠纷、借款纠纷、工伤纠纷,当日常生活中产生这些矛盾纠纷时,是否一定要对簿公堂?在眉山,因为诉非(诉讼和非诉讼)衔接机制的推广,产生矛盾纠纷时打官司的少了,大量矛盾纠纷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及其他非诉调解组织化解,只有极少部分矛盾纠纷通过司法裁判解决.     

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化解对策

<正> 一、当前我市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首先,影响当前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的工农矛盾、邻里纠纷,向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渗透,突出表现为不稳定因素和集体、越级上访增多,突发性纠纷增多,纠纷调处难度增大,主要特点是为“多发性、突发性、组织性、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性”。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群体械斗和集体上访闹事。其次,矛盾的集中     

大调解，彭州灾后重建顺利推进的“润滑剂”

彭州市在面临涉灾矛盾纠纷大量涌现，社会管理问题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把挑战作为机遇，大胆探索实践创新“131N”基层村级治理机制，充分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上下联动、多部门配合，克服困难，在灾区率先全面健全了大调解的工作体系，有效地把大量涉灾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     

山西农村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完善

完善农村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对推动农村稳定和谐、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当前,山西农村矛盾纠纷调处中存在化解方式陈旧单一、调解工作体系不够完善、人民调解在部分地方力不从心、基层组织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在完善农村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方面仍需下大功夫,具体应做到:加强农村矛盾纠纷调处政治保障机制、健全农村法制教育培训机制、强化农村矛盾纠纷排查防范机制、严格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强化农村治理与科学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良好社会风气治理机制。     

敬业事成 好言暖冬——记“全国人民调解能手”蒲红英

今年44岁的蒲红英,是五师八十九团司法所所长,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军垦人,从1992年从事司法行政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基层一线。她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为周边职工群众调解各类纠纷达8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3%以上,赢得了职工群众的赞誉。     

枫桥经验：创新社会管理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其＂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曾在1963年11月得到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新时期,诸暨市坚持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理念,逐步构建起一个以人民调解为基础,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联合调解为一体,吸纳政府力量、专业力量、     

对“大调解”的认识及思考

调解,是指当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权益纠纷,由第三方居中主持,依据一定规范,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通劝导、从中斡旋,促使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以达到息事宁人、和睦相处、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的目的。目前我国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     

应重视农村基层政权行政能力弱化问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农村基层,党的执政能力往往直接体现在基层党政机构的行政能力上.近年来,由于受农村精英流失、基层政府财政匮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一些党政机构在履行职责和开展工作中往往感到力所不能及,存在着基层政权行政能力弱化的趋势,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对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型的思考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型的问题.为此,必须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基层政府从全能政府向以指导、服务、保障为主的有限政府转变.但是,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下,基层政府的财源大幅度减少,运转困难.因此,只有做好与税费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才能成功地实现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型.     

建立健全调解机制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数量趋多、主体多元、原因复杂、处理难度加大等新特点。如何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河北省委、省政府坚持两手抓,一方面,坚持防范在先,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要坚持依法行政、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另一方面,按照胡锦涛同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的重要指示和罗干同志关于“要高度重视各种调解工作在化解矛…     

PPP特许经营协议的性质及其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理论界对PPP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性质一直未有定论,各种学说均有其理论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难。区分PPP特许经营协议性质的实益在于法律适用的选择,行政合同与私法合同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引起行政主体公法义务上的负担。从PPP特许经营协议的主体、目的等方面考察,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本质仍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将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或者混合合同均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在PPP特许经营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上,除传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机制,调解、仲裁机制具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优势之处。     

当前群体性纠纷处置的基本模式及应对策略

当前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政府动员型的处置模式,另一种是司法裁判型的处置模式.这两种模式缺乏有机整合,加大了社会风险.由于我国群体性纠纷所关涉的问题较为复杂,适用当前的处置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此类纠纷.必须构建有效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具体的应对策略应当是以司法裁决解决为主,政府动员解决为辅,综合运用行政、司法及各种社会资源,有效应对和处置群体性纠纷,这是提升我国群体性纠纷控制与解决能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