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是依旧沿用苏联行政法的“管理论”模式还是另辟蹊径?这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盲区。笔者认为,1993年俄联邦宪法用“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概念,意味着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从此俄罗斯行政法与苏联行政法成反向发展,其重心由制约公民权转向制约行政权,规范执行权成为俄罗斯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     

叶利钦外交言论摘编(1992年11月～1994年3月)

俄罗斯基本上执行的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但没有收到“融入西方社会”、“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效果,反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据此,俄当局不断根据情况进行调整。1993年5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同年11月联邦安全会议通过了《俄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确定了俄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突出了民族利益、大国地位和全方位外交。12月12日俄罗斯新宪法通过后,叶利钦表示他将“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现将叶利钦近一年多来的外交言论摘编如下:     

俄罗斯联邦行政责任制度的演变与重构

俄联邦行政责任制度是其行政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联解体前后 ,伴随着俄罗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转型 ,其法律制度包括行政法中的行政责任制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行政责任的概念界定上倾向于将主观范畴与客观范畴相统一 ,质疑单一的从结果论的角度阐释行政责任 ;在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上 ,增加法人作为责任主体 ,改变传统的注重公民个人的行政责任的方式 ;在追究行政责任的程序上 ,强调程序的规范化、系统化和可操作性。行政机关与公民平等地承担行政责任将成为俄罗斯行政责任制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日益坐大的俄联邦地方分离主义

俄罗斯联邦是由89个主体(21个共和国、1个自治州、10个自治专区、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直辖市)、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苏联解体前,俄联邦主体的分离主义就已露头;苏联解体后,分离主义迅即蔓延,并已威胁到俄联邦的完整和统一。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今年第2期载文承认,俄联邦“由车臣至卡累利阿—鞑靼斯坦—巴什科尔特斯坦—雅库特—布里雅特的崩溃轴心已清晰可见”。本文拟就有关情况作初步探讨。     

俄联邦新民法典的实质:私法自治精神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编纂出台的《俄联邦民法典》作为俄罗斯十几年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在私法领域中标志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标志着私法自治精神在民法上的回归,为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但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俄联邦新民法典在未来的走向中任重道远。如何克服新民法典中残留的公法因素,如何培育和发展作为民法基础性构成要素的市民社会以及如何使得私法自治精神充分发挥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其民法典发展、完善面临的新课题。     

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仅有其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而且必须以本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剖析蒙古国传统文化特质、传统文化网络与作用机制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等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将蒙古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融为一体，作为当今蒙古国市场经济的文化与伦理道德基础，从这种新发展观所产生出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不同于西方式的，也不同于日本式的市场经济，它的性质将由现代市场经济原则与蒙古国文化特质的相互作用、影响所决定。本文把它称为“蒙古国礼法型市场经济”。     

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内涵解析

地方自治是近现代民主国家越来越多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它体现平等、自由的基本价值追求，代表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然而，“地方自治”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准确理解其内涵是正确认识制度的前提。地方自治制度是俄联邦国家宪政结构的基础环节。本文旨在对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的内涵进行剖析。     

战略遏制十灵活反应——2010年版俄联邦军事学说述评

2010年2月5日，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批准了新版《俄联邦军事学说》。这是俄罗斯自独立以来颁布的第三部军事学说。与前两版相比，俄在威胁判断、军事政策和军事力量使用上有新变化，使俄军事战略具备了“战略遏制”和“灵活反应”的特点。     

俄罗斯新军事学说解读

今年2月5日，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关于批准俄联邦军事学说（以下简称军事学说）的第146号总统令，同时宣布废除2000年2月21日由俄联邦代总统普京签署的旧版俄联邦军事学说，标志着俄罗斯新军事学说正式出台。这部并不算长的新军事学说以军事理论原则为基础，在对俄联邦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军事威胁进行分析后，详细阐述和列举了俄联邦的军事政策及国防的军事经济保障。作为引导今后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展走向的重要文件，它的出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