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现状探析

本文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转型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文明建设也存在一个转型与提升的问题。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现状,剖析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民主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改变其在政治参与中的边缘地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探析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公民意识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教育既是深圳加快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身事业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内容是主体意识教育、权利义务意识教育、公德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教育,可由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力量为补充的上下贯通、配套联动的教育培训体系来实现。     

缺失与回归:新生代农民工权利问题研究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主体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缺失的状况。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回归,在个体层面需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能力,改善其维权意识;在社会层面,需要优化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的制度环境,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其权利的保护。     

网络民粹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探析

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现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民粹主义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和延伸,网络民粹主义对逐渐热衷于在网络世界表达情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意识、"主人翁"意识、民主监督意识、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披着网络外衣的民粹主义仍无法遮盖其与生俱来的非理性、反权威性、极端民主性、群体极化性、话语霸权性等固有属性,所以它在不同程度上也干扰、消解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政治制度甚至国家政权的看法和态度,因此,从网络民粹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及其改善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关心政治，但制度化参与途径缺失；权利意识增强，但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理性参与不足。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应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其政治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其政治参与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其文化与政治素质，引导他们理性参与政治。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面临着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不稳定的就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住宅等问题。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市民权;建立长效就业服务体系,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城市的保障房服务体系,解决其"居者无其屋"的难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镇化的适应能力。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以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例

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自杀理论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力包括经济整合力、组织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利益整合力、政治整合力不强。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从多方面努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化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归属感;改善企业管理,提升组织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劳工权益,增强经济整合力,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提升利益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社会的公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政治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     

当代青年权利意识的觉醒、局限及培育北大核心

公民的权利意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青年的权利意识,形成合理的权利诉求,是形成和谐社会的风向标。本文通过对河北省保定市1000名在校大学生和5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进行抽样调查和问卷分析,探讨了当代青年权利意识觉醒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相统一的必然性、局限性及各种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现状、困境及其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的矛盾性。为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必须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其保障问题,处理好职业发展问题,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城市归属感以及增强自身的角色和行为的城市适应性。     

从“权利赋予”到“权利自觉”的模式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问题研究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提高其政治参与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融入方面存在话语权激励缺失问题,即"话语权主体缺失"和"话语权环境缺失"两大约束。要破除约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就必须实现从"农民市民化"到"市民公民化"的思维转换以及从"权利赋予"到"权利自觉"的模式转变,切实建立起规范、稳定、可持续的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尊重农民工基本权利、培育农民工主流政治意识、引导农民工合理组织化。     

社会资本视阈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基于全国调查数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但过渡性群体的身份使其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其中,身心状况更具特殊性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形势更趋严峻。基于全国的调查数据,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发现,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够增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应高度重视普遍信任、互惠公平、公民参与以及关系网络在提升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增强其社会资本的性别均衡性。     

新生代农民工入党问题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政治关注和社会关注的态势下,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作为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也应该郑重地提出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准确定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把握其群体性特征,透视新生代农民工对党的认同感,科学设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战略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研究

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发展和崛起，这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他们之间的一系列思想状况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章意在对两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观念、就业观念、城市融入意识、金钱观念和婚姻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和掌握两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的差异性，从而能更好的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思想教育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与思考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融入城市的意识更加自发和主动,我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其市民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但其在实现身份的彻底转化和观念的真正认同上依然面临重重障碍.因此,有针对性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及应对策略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新生代农民工代际资产转移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80"、"90"后农村青年。2010年,由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等部门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历时3个月,在大连、东莞、深圳、福州、遂宁、广安、青岛、烟台等10多个城市调研所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是:出生于20世纪     

"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今农民工队伍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与他们“有工就打”的前辈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动机。当今“民工荒”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民工荒”,它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的务工环境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临着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张、制度化政治参与弱化的困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渠道受限,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三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相对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文化内化不深;四是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等。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机制与社会防控研究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在行为人和行为方式上呈现较明显的特点。户籍制度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因素之一,劳动力市场、社会服务、人际关系变化等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犯罪会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渐进式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分配体系,拓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加强文化和法律教育,完善立法、提供必要的司法保护,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