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与定位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在不合理状态中运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经过改革,虽然打破了原来旧的格局,正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一个难题。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在总结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     

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创新意义

我国央地关系的建构模式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情境进行动态的协调与平衡。从权力分配、行为动机、体制根源等三个方面阐释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可以解读出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成功经验与创新价值:中央临时"上收"地方应急指挥权,是高效应对地方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的创新型权力分配方式;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间帮扶模式,有效分散了中央的应急治理压力;央地之间良性互动与有效协作,支撑国家应急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央地关系调整兼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彰显国家应急治理的韧性与弹性;危机状态下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有效稳定了国家应急治理秩序。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对完善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探析

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本文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中国政府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分析了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构建以民主集中制法则处理集中与自治关系的原则。以期实现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正常运转,达到民族团结、国家富强。     

法律保障央地关系

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总原则,但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宪法》列举了国务院的一般职权,但没有明确哪些职权是国务院专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联邦分权模式、单一集权模式、单一分权模式三种典型形式。每种模式都是其社会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产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我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立法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立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中间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政治属性,有助于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法律属性,有助于强化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与法治意识。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地方立法,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悖论与制度性重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经济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普遍性的多重悖论或困境,严重困扰着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首要前提,以地方自治为根基,以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及其均衡制约为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性重构乃是建设健康稳定的央地关系的合理选择。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必须尊重、促进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合理化。通过改革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划分不科学、不匹配的问题；通过改革完善预决算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进一步提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效能。     

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纲的考核标准,使得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尚有不足,这是我国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深层次的原因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也跟我国现处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进程有关。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涉及到国家的独立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重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为处理好这一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总结 ,有利于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     

分税制、土地财政与官员晋升锦标赛

学术界关于土地财政主流的解释,将其归咎于1994年起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从历史视野来看,土地财政以分税制确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背景,却与分税制无本质的关联。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土地招拍挂和官员晋升锦标赛共同导致了土地财政现象。更深入考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均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化的产物。因而土地财政与分税制的解决,根本上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依赖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看点解读(九)

<正>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完善与发展——十六大以来的新探索

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完善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基础进一步巩固,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作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保障更为有力,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职能定位合理顺畅,权责划分更加清晰。     

利益结构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其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关系上既存在显性的一致性,又存在隐性的差异性.由于权力划分的不明确与利益竞争的失范,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呈现出不协调,而唯有法治化才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途径与理想模式.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