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加重处罚情节的司法认定

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敲诈勒索罪的研究过于关注犯罪数额,对敲诈勒索罪的其他严重情节问题认识分歧较大,有必要重新界定"其他严重情节".正确界定本罪加重处罚情节对于有效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思辨:“大义灭亲”量刑情节之变异

"大义灭亲"是指犯罪行为人亲属协助司法机关使其归案情节可作为酌定减刑情节的情形。从伦理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理,即可能破坏家庭和睦,不利于社会和谐,也可能使法律疏离伦理,上行而下难效。从法律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法,即与自首情节相比较,两者相去甚远,与量刑情节也格格不入。因此,"大义灭亲"不应作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供司法实践参照执行,也没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     

试论从宽量刑情节适用的有关问题

犯罪情节,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就犯罪固有特征而言,只有性质相同的犯罪案件,没有犯罪情节同一的案件,即使相同的犯罪情节在不同的案件中的表现形式亦不尽相同,对量刑的作用也大相径庭。本文仅就量刑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之适用,作些探索。 一、关于几个从轻情节之说 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个犯罪案件存在数个从轻处罚情节,能否升格为减轻处罚情节,存在法定说,酌定说,折衷说和否定说之不同主张。法定说认为,具有几个法定从     

情节犯若干问题新探

情节犯之情节仅指定罪情节,并不含有量刑情节。区分情节犯中的定罪情节和一般的犯罪情节, 及如何区分情节犯和一般犯显得相当重要。情节犯之情节的含义应当是指能够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的一切法律事实,其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类型。     

法定免刑情节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免刑情节主要存在数量太少、应当型情节缺失、免刑情节具体设置上过于单一等三大缺陷。对此,我国立法可以考虑在刑法分则中对于一些轻微犯罪适当增设单一的免刑情节或者增设含有免刑情节的多功能情节;改造一些轻微犯罪的量刑情节,使其尽可能地涵摄免刑情节致非刑罚处罚措施与刑罚处罚衔接得当,对于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设置应当型免刑情节等方面予以完善。     

数额犯科学性之探讨

犯罪数额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上的归属问题历来就存有争议,但是犯罪数额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也非客观的处罚条件,而应当归属于犯罪情节中讨论的命题.因此罪量因素在功能上具有重大局限,刑法中犯罪数额的规定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如果过于绝对化,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正确认定数额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作用.     

犯罪情节探析

我国刑法中的情节,既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它们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客观事实因素。其中,定罪情节只能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事实情况,它具有区别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功能。量刑情节是定罪事实以外的具体事实情况,它影响着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具有决定处刑的从严从宽的功能。总之,定罪情节是认定具体犯罪不可缺少的要件,而量刑情节直接影响着量刑轻重。     

量刑情节本质研究——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切入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当前刑事审判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缺少对量刑情节本质的界定乃一大缺憾,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极其混乱。鉴于此,应从量刑情节词义的考究、基本要素的组成、内在结构的构造等角度来探究量刑情节的本质内涵,以期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施有所裨益。     

谈谈量刑情节的分类

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依据,是能否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掌握量刑情节的分类,明确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应当情节、可以情节;单功能情节、多功能情节的内客及其适用规则,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人一贯表现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犯罪人一贯表现作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考察犯罪人一贯表现,要着重关注犯罪人是否有前科、是否初犯或者偶犯、是否做出过社会贡献等方面。犯罪人一贯表现好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犯罪人一贯表现差的,不宜将一贯表现作为死刑裁量的重要依据;有犯罪前科的,不能一概酌情从重处罚;犯罪人做出过社会贡献的,死刑裁量时可酌情予以考虑。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已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焦点问题。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罪规定了较重的刑罚,但在本罪的立法上存在缺陷。从犯罪客体考虑,刑讯逼供罪有其独特的犯罪特质,目前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欠妥当,应归属于渎职罪。在犯罪主体上,应当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做出更科学的界定。在立法上,应将本罪设置为情节犯,对造成"致人伤残、死亡"后果的处罚,应当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论定罪情节及其对涉林犯罪的影响

研究分析刑法中的情节 ,特别是定罪情节及其对每一种涉林犯罪的作用 ,对于正确区分涉林犯罪 ,具有重要意义。涉林犯罪的情节犯可分四类。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情节犯若干基本问题之教义学检视

情节犯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的犯罪类型。本质上,其并非片面的扩大犯罪圈或片面地限缩犯罪圈,而是充斥着扩大犯罪圈和限缩犯罪圈的矛盾纠缠。立法上,情节犯既有纯正与不纯正之分,也有"情节严重"与"情节恶劣"之别。目前,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日益精细化的趋势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坚守,应逐渐弱化情节犯扩大犯罪圈的机能,加强情节犯限缩犯罪圈的机能。另外,情节犯之情节规定不同于总则的但书规定,前者属于整体评价部分充足即可的积极要件,而后者属于整体评价一体充足方可的消极要件;情节犯的主观方面也可以包括过失,刑法规定的过失情节犯,并非立法疏漏,在承认过失抽象危险犯的情况下,承认过失情节犯就存在可能;对故意情节犯而言,由于情节要件的具备并不等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故其原则上存在未完成形态。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67条的教义学阐释与规范适用

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情势日趋严峻,《反有组织犯罪法》相关条文的司法适用问题亟需解决。本法第67条是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从重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法条依据,然学界对此缺乏必要关注,致使司法适用中对具体情节认定的把握不清,易使该规定虚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该条文进行规范层面的阐释及司法适用层面的讨论。具体而言第一,发展行为可能表现为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行为、领导行为以及积极参加行为,应以结果不法的标准认定。第二,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行为与刑法相关条文存在罪名适用范围和情节性质上的差异,且行为的认定也应当根据涉案未成年人有责性的具备与否,进行具体情形的区分性判断。第三,在有组织犯罪的具体语境下,应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含义进行扩张,将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行为融入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规制体系中。     

论暴力犯罪案件中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

在暴力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对酌定量刑情节的把握程度对犯罪人的命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国单轨制侦查制度的特点和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不完整性决定了侦查机关应该注意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侦查人员要注意对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犯罪的手段、对象,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犯罪的结果,犯罪嫌疑人的犯前、犯后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的调查,并用证据加以固定。     

情节犯的立法价值检讨与抉择

情节犯在刑法典中大量存在，不同的犯罪类型具有不同的情节，而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与否是又是情节犯罪与非罪的标志，所以它在条文中的规定尤为重要。文章从情节犯存在的原因、意义以及价值趋向等方面，对情节犯的立法价值及其在刑事立法中的完善作以探讨。     

情节犯的犯罪构成理论意义

情节犯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它与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关联。情节犯所具有的灵活性与实用性,不仅使得司法者能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做出决断成为可能,而且,它使得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具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文章还将其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可罚的违法性与客观处罚条件进行比较研究。     

刑事案件量刑情节分类

对刑事案件量刑情节进行细化分类，认识各类量刑情节的性质、功能、适用特点，既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刑罚的基础和前提。     

从我国犯罪概念的定量性探析犯罪未遂问题——兼谈知识产权犯罪未遂形态

根据我国犯罪概念含有定量因素的特点,数额犯和情节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由于知识产权犯罪均属于数额犯或者情节犯,故知识产权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