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国际经验与启示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不断确定并调整公共外交发展战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目前已发展出了四种典型的公共外交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因此,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经验,对于推动和开展我国公共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实践评估

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上海世博会则是我国集中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展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及自信和包容的大国智慧,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的真诚愿望。世博公共外交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媒体的肯定与赞誉。世博会已经圆满闭幕,但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有必要对世博公共外交实践进行客观评估和总结。     

普京时代俄罗斯公共外交政策评析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为改善国家形象并扩大全球影响力,使公共外交在外交战略中得到强化,公共外交组织趋向多样化,对西方国家采取"吸引"与"说服"的策略,对独联体国家采取"操控"但同时弱化意识形态的策略。俄罗斯强化公共外交的主要原因有: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国际舆论环境的恶劣。考察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公共外交战略的基本状况,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公共外交应突出扩大文化多元和平等参与的理念;加强新媒体建设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注重外交效果的评估和反馈。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评析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周边国家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主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抓手是拓展人文交流。中国自身在周边公共外交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清楚周边公共外交的理想追求、在文化层面尤其是价值观方面的公共外交有着诸多误区以及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为此,中国应当勇于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指明其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破除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误区,创新文化沟通思维,发展共同价值观;摆正心态,优化周边公共外交的整体布局,壮大公共外交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

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即开始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展公共外交,以便增进外国社会公众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文就开展公共外交与建设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如何通过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必须克服的思想观念障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读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当代中国外交奠定了有效的组织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基础。由于国家强有力地控制着社会,因而中国外交决策体现出高度的国家自主性,社会层面的外事信息难以输入到中国外交决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大众、公共舆论以及知识分子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开始增强。当代中国外交体现出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员以及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这有助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贯彻执行与实施。     

培养“知华派”：对高校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

知华派是指了解中国,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外国公民。培养外国公民中的“知华派”是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基本目标之一。在目前公共外交“从政府到他国公众”的垂直结构与“从公众到公众”网络结构并存的二元实施模式中,通过对高校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实践从“官办外交”到“民办外交”的有效转型方式。中国高校是外国青年认知中国的重要平台。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高校在服务于国家的公共外交和国家整体形象塑造上的作用。     

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

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化的进程带来了国际政治权力资源的变化,文化、科技、知识和信息等软实力资源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不仅催生了软实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国家外交形式并正改变着外交的内容,由此公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软实力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变化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中美软实力战略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对公共外交认知的差异。本文在比较中美软实力战略的视角下,从公共外交的主体、受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媒介等方面来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同时从这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     

中国公共外交:风生水起正当时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公共外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9年冬，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表明公共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获得了重要提升。尽管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目前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7月6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沪举办"中国周边公共外交: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1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在对公共外交的发展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周边公共外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机遇、挑战及其应对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转型与运行机制

中国在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础上,给予宗教充分的政治信任,促使宗教进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从产生到兴起,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审慎到积极的发展转型过程,形成了搭建国际宗教交流平台、举办大型国际宗教论坛、积极加入国际宗教组织、开展宗教互访和对话等多元形式。中国以制度化方式确立了宗教公共外交的规范基础、工作方式、目标对象和灵活空间,制定了规范宗教公共外交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工作方式,交往对象的设定趋于精准化,并赋予宗教团体较大的灵活度。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也面临安全风险和竞争风险,虽然其并非宗教公共外交本身的内容,但却影响着宗教公共外交的范围和成效,需要进行风险防控。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应致力于提升交流层次、建构国际化组织平台、扩大对象范围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宗教公共产品对内供给和对外交流的双重拓展,促进制度稳定性和创新性的同步提升,推动"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俗"的多轨发展,达成增信释疑和软实力建构的双翼任务,巩固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并行建构,以及着力"内涵式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双向强化。     

民间外交的内涵与特征:以新中国的基本经验为考察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长期使用"人民外交"的提法。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政府间外交成为发展和推动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形式,"民间外交"开始得到越来越普遍和广泛的使用,而"人民外交"及其意识形态色彩则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过程中逐渐淡化。本文基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对"国民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梳理,厘清了"民间外交"的概念。     

试论上海世博舆情外交

世博会已从最初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成果的展示舞台，逐步扩展到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并为主办国和城市展示国家品牌和城市形象带来重大机遇。上海世博会作为中国整个公共外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平台，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分析全球媒体对上海世博会的新闻报道入手，探讨上海世博会的国际舆情变化规律、传播方式和模式，并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其对我国公共外交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启示，以推动未来中国舆情外交的探索和发展。     

中国世博外交:经验和创新

上海世博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博外交"之路。这不仅是世博会本身的创新,也是中国外交的创新,即围绕主办重大国际活动而展开的外交。上海世博会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科技外交、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深化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出了世博外交的时代命题,展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主办特大型国际活动的综合能力,开辟了地方外事融入国家总体外交的新途径。世博外交将具有长期和深远的意义。     

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社会化两大趋势的作用下,"公共外交"这一外交新概念、新形式正在成为当代外交实践的鲜明特征之一,甚至更多地被视为对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进入各国外交政策的顶层设计。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外交只有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才能不断释放自身的潜力,消除前进中的阻力,获得更多更大的外部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应转变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构建和传播具有中国价值观特色的国际公共关系理念,优化公共外交议程目标、力量布局和工具手段,进而提升中国公共外交水平。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外交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如何为科学发展服务,二是外交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包含以下六点：完善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和基本原则;倡导文明对话与合作,推出＂和谐世界＂新理念;注重利益和责任均衡的负责任外交;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发展崭新形象;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外交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     

十年来的中国军事外交——回顾与展望

过去十年来,即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中国军事外交牢牢把握和运筹战略机遇期,全面贯彻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认真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增进与各国军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独特战略作用。十年来,中国军事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始终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军事外交大理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军事外交大格局,并发展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军事外交大开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外交也将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坚持"以和为贵"的军事外交理论,完善和发展既有的军事外交格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践行公共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的再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教学札记

70年代初期,中国对西方的外交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关键是中国与多年的政治对手美国的关系有了历史性突破。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机遇,实行联美抗苏的新国际战略。由于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影响,中国未能充分利用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改善这个有利条件,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它的战略安全息息相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白皮书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提升国际政治透明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白皮书最初被政府视为"反革命的书",后来其政治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功能。受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反击西方舆论和应对外交压力的工具,早期的政府白皮书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后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白皮书进入了一个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政府白皮书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功能,这种双重性的功能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白皮书的公共外交功能将越来越成熟,并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