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议题连线构成动因的比较研究

2005年相继成立的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和"中国连线"已成为国会议员介入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渠道.本文对两个中国议题连线成员在第110届国会众议院的分布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前者强调经贸合作,而后者倾向军事提防.两个中国议题连线的成员均多来自南部和太平洋地区,且更多为军事委员会和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比较而言,美中工作小组成员来自那些亚裔人口比重较大、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选区;而中国连线成员则以共和党人居多,且对华持有保守立场,借炒作中国议题为选区谋利.同时,资历较浅的议员也将加入中国议题连线、参与中国事务视为提升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基于两个中国议题连线分布的特点,提出理性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国国会因素的一些建议.     

浅析小布什政府的对华人权外交

小布什上台后 ,继续推行人权外交 ,并把人权外交与反恐结合起来 ,在对华政策上 ,小布什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华的人权攻势 ,另一方面也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 ,尽量不让人权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小布什对华的人权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是美国力图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工具。在新世纪 ,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是长期的 ,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有减弱的趋势。     

浅析美欧政治文化与伊拉克战争

政治文化是某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观念方面的综合体系,表现出一个政治系统的基本政治倾向。美欧的政治文化既表现在双方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认知上,也贯穿于各自的历史进程中。美欧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针锋相对的态势,显示出双方迥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美国的霸权倾向与欧洲的制衡传统产生剧烈的摩擦和碰撞。伊拉克战争既为双方政治文化冲突提供了导火索,也为两者弘扬各自外交理念提供了平台。     

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美国“茶党”的未来之路

近年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茶党"发展迅猛、影响力大增,成为美国政坛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但是,对于"茶党"的未来之路如何走,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从美国茶党的发展轨迹入手,分析其特点以及美国政治发展特性、政党特点、政经现状,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内在特性和外部环境的多方面制约,"茶党"本质上只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循环往复的、民粹主义的政治概念运动,而不会发展演进为一个政党。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试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均势策略

均势策略是美国为维护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对同盟国、敌对国或潜在的挑战国通常采用的策略,其具体策略主要包括均势外交、矛盾外交和可控的矛盾外交。这些具体手段在美国对华外交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巴以问题的政策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执行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个惠及多方的政策选项,近年来却在美国战略界的质疑声中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为何曾在过去长期延续,就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在界定接触政策的基础上,对聚焦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力优势、相互依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促使美国长期对华接触。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精英、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推动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与克制说服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足:结构约束只是减少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选项,并不能说明美国选择接触政策的原因;国内政治固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接触的战略判断,但中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对美战略虽有说服美国对华接触的可能,但目前仍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见,结构约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学界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战略偏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迷思”

2016年以来,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过度防范且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战略竞争政策,究其实质在于美国国内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促成了对华战略偏好的转变。出于霸权护持的目的,美国以“中国迷思”为载体,在安全领域夸大中美安全稀缺,在经济领域强调相对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标定中国的异质属性,在中美关系尚存妥协与合作空间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遏制。社会环境、战略文化等背景性因素和国内政治联盟、智库、大众传媒及联邦政府等进程性因素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在系统效应的裹挟下共同推动对华“迷思”不断强化。“中国迷思”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威胁认知、利益排序和手段选择,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偏好从防御转向进攻,从保守转向激进,从合作转向对抗。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环境外交力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其对华经济外交的重要支柱。日本自1989年在世界各国中首倡环境外交以来,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拓展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意义。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主要是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和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环境合作。虽然日本强化对华环境外交的背后有着试图在中日政治博弈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为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

过去六年中,奥巴马政府经历并处理了反恐战争、重返亚太、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朝核和伊核、核安全等诸多重大外交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此即奥巴马主义:谨慎使用武力,拒绝人道主义干预;善用美国影响,倚重多边外交;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分清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趋于"厌战"和"内向"的国内公众舆论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则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奥巴马主义所展现出的战略收缩或者战略克制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它也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究其实质,奥巴马主义可谓美国适应国际政治新常态的战略调适,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华地缘政治观

美国对华政策时好时坏,曲折多变,具有友好与敌对兼备的两面性特征。这种矛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对华地缘政治观念。坚持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的人认为,中国是一支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而坚持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人则认为,应立足于全球战略均势和亚太安全结构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利益表达模式——以书面质询时间序列为中心的分析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可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其中,书面质询已成为其代表民意监督行政当局的最活跃方式。澳门立法会议员通过直选、间选和委任三种方式产生,本文以第三届立法会议员(2005─2009)为样本,运用两阶段聚类分析方法了解不同的选举途径是否会造成议员利益表达行为的差异,以及不同当选形式的议员在纵向时间对政策范畴关注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直选议员较倾向运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模式,利益表达范畴也倾向于社会当时关注的热点议题,结果同时显示了往后各届立法会议员利益表达的基本模式。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

2003年至2005年，在中欧关系良性互动的背景下，欧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是美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因为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通过直接游说和威胁制裁的方式，美国向欧盟施压并取得成功，这表明美国有能力影响欧盟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此，没有美国的同意或者妥协，欧盟很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刘金质在研究美国外交时，往往容易用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进行界定，并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所谓理想主义外交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的外交，而现实主义外交则是重美国的实利而淡化其意识形态。果真如此吗？笔者试图谈谈自己极不成熟的看法，...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公共外交理论与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政界和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逐渐升温,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议题非常广泛,研究性质集中于实践操作类,其中,对中国和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研究最多。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对象和形式的不同观点以及与国际政治理论的关系都做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对中国公共外交体系构建也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即将公共外交提升至战略高度、淡化政府角色,利用多元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制定符合外国公众文化和习惯的政策。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即研究多主观判断,缺少研究公共外交的分析方法;宏观概说居多,缺少具体步骤研究;对短期公共外交措施缺乏研究等。     

《喧嚣与骚动》中的人文主义关怀

<喧嚣与骚动>是美国现代主义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经典之作.福克纳通过凯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现,在揭示南方旧家庭走向衰败的过程的同时,严厉批判了南方旧文化和旧传统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并在其价值认同上倾注了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