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所面临的冲突及其消解

在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具有有利于及时弥补被害人或其家属的损失、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效果,但也伴随有弱化刑罚预防犯罪功能、违背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消极影响。为更好地发挥刑事和解化解矛盾的优势,应采取多种措施,实现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     

共青团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刑法仅是有关刑罚的法律命题,因为刑罚可以被赔偿、道歉等措施替代。刑事和解的过程性功能在于通过一整套程序的设置践行刑事和解的理念价值,作为该程序重要内容的帮教程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尤为重要,只有帮助其实现了复归社会才能宣告和解使命的完成。基于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由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扮演第三方并负责后期的帮教工作将是不错的选择。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善待刑事和解——以对刑事和解的诘问为切入

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公众对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存在较多诘问和责难。刑事和解以恢复正义为目标，凸显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现实需求．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刑事和解的实现源于加害人真诚悔罪和被害人谅解．与“花钱买刑”有本质区别。在刑事和解之下，实现的是相对平等和实体正义，虽是一种“缺憾性”的平等和正义．但对被害人而言是真实可见的。刑事和解之后的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者在量刑上从轻处理，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之终极使命。通过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予以区别对待，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和体现，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因此．善待刑事和解应成为当下社会应有的基本立场。     

刑事和解理念的确立与检察权的配置

传统的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观念越来越多地被质疑,在对"无害的正义"追求过程中,刑事和解有着其独有的功效;在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中必然引起现有权力结构的重建,文章将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通过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使用现状的阐述,认为刑事和解是我国本土的产物,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现今有权在诉讼过程中主持和解以及对诉讼外和解效力有权确认的机关是人民检察院.     

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办案机制的实践与完善

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是一个渐进的完善过程。检察机关要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执法观念，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原则，秉持正确的刑罚观，消除刑事和解在司法环节适用中存在的观念束缚，加大适用刑事和解的力度，使刑事和解真正成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

通过和解解决刑事纠纷在本质上是个人权利(不追究权)对国家权力(刑罚权)的一种协调和平衡,在我国自古有之.它与刑事自诉制度、国家追诉制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有密切的理论联系.对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制可以从案件范围和和解方式来考虑.     

浅析刑事和解的制度定位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在我国有所发展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该制度的建立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着重分析和解过程中调解手段的运用、刑事和解制度与国家刑罚权的协调及该制度在我国的运用的一些问题，以求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引入的必要性探讨——以当代刑事政策人性化为视角的分析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从而决定了犯罪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的必然。从人性出发治理犯罪的刑事政策，必须富有人性化色彩。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最强烈的时代主题，富于人性化刑事政策的提出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刑事和解所特有的人文情怀契合了当代人性化刑事政策的价值诉求。而传统的刑事司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已是力不从心，社会现实生活与刑罚功能的变迁对刑事和解制度都有着迫切的需要，该制度的引入是时代发展的必需。     

我国侦查阶段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性研究

刑事和解是刑罚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体现了平等保护的理念，是有效配置警力资源和解决现有刑罚体系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实践和审判实践呼唤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必须规范侦查阶段轻微刑事案件和解的操作程序，必须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以完成历史赋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使命。     

刑事损害赔偿与刑罚观念的重塑

刑法上的损害赔偿随着从惩罚到回复的刑罚观念重塑而复活。随着被害人学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以及被害人在刑事政策中地位的提升,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得到了刑事司法充分的重视。刑事损害赔偿是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修复功能和桥梁功能,能够实现刑事制裁法律关系主体的再平衡、刑事制裁和民事制裁理念的再平衡,以及刑罚和非刑罚制裁方式的再平衡,有助于法和平秩序的回复。刑事损害赔偿在未来我国的刑事制裁结构调整中,宜定位为一种独立的非刑罚制裁手段,发挥刑罚替代功能。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性

刑事和解是一种在非刑罚化、被害人保护、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均极具创意的新制度。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恪守的重要原则。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问题是完善刑事和解所必需的基础性理论。不容否认,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然而系统论证之后可以得出二者间存在着协调可能性且协调性占主导地位。     

刑事和解平衡观

刑事和解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作为一项刑事替代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无疑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从利益、权利保障、诉讼权力与诉讼权利、刑罚的宽严相济及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运作等方面对刑事和解所蕴含的平衡理念进行探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应用——以公安机关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推进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及非机构化。以刑事和解的主要特征为切入点,阐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可行性、必要性,结合实际现状对刑事和解进行价值分析,探析刑事和解在公安侦查阶段运行的现状、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完善对策,对于推进公安机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诉讼权利辨析

关于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诉讼权利,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影响了刑事和解诉讼价值的发挥.应依托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合理界定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诉讼权利.在自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处分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对加害人的量刑提出建议.厘清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有助于保证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超越功利：刑事和解适用的泛化与反思

刑事和解在我国作为公权力推进型的犯罪处置模式，伴随着政策性导向，有着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因此在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泛化与异化的现象，刑事和解的主体多元化，公权力过度推进。为片面追求效率强力促成和解，刑事和解与辩护交易混淆，适用范围扩张，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甚至作为控制死刑的手段。通过对刑事和解的理性反思，应将刑事和解实体上通过法益原则进行限制．控制在侵犯个人法益犯罪的范围，程序上确立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解内容、救济途径。     

犯罪与法律责任的均衡之义

刑法意义上,刑事和解指侵害人做出的与被害人和解以及与之不悖的与法律合作的行为．“和”不是简单化解人际冲突,而是及时有效救助被害人和修复法秩序;“和解加刑罚方式”强调犯罪人必须承担由刑事与民事性质混成的法律后果,这比单面理解罪刑相应更能载现“责任”及社会公正的道德内涵。何况,审判部门借助于对一些和解方式的尝试还可能创制、混成和定型一些新的刑罚类型。     

试析刑事和解中各方的地位和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程序,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名"并走上法制化道路。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刑事和解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对于纠纷解决的部分主动权、参与权与决定权。这标志着中国传统的以"国家—被告人"为中心、以惩罚和报应为主要目的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恢复正义模式正逐渐踏上历史舞台。作为刑事和解制度中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和实施主体,加害人、被害人、公权力机关、及其他参与人都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刑事和解中各方地位的确定及作用的认定,对于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及功能的发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