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录音证据在民事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被当事人所"青睐",而录音证据在审判实践中被告法官采纳的确少之又少。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于录音资料这一类视听资料的证据规则规定笼统模糊,造成不同法官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采取不同看法,对于录音证据如何审查和认证、非法录音资料如何排除等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和分歧。本文拟通过相关案例,通过分析民事审判实践中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存在的分歧,详细探讨如何理解和正确判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中的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中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它对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但又存在着易被伪造、篡改的缺陷。视听资料的取得必须合法,合法收集到的视听资料要与案件有关联性,对视听资料的使用要严格依法审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陷阱证据

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领域,陷阱证据并未被立法者采纳。陷阱证据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建立相关规范,平衡法律冲突,赋予取证人以合法的救济手段,使当事人合理合法地使用这一制度。     

试论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近年来,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以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取证现象虽有明显改善,但实践中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非法取证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其对于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视频资料之独立证据地位——兼谈视听资料法定形式的细化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明确了视听资料的独立证据地位。然而,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仅靠对视听资料作扩大解释无法很好地解决实践中证据的应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和立法中重新界定视听资料的内涵和外延,明确视听资料的具体证据形式,并细化为视频资料和音频资料两大类。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视频资料作进一步划分,并与电子证据相区别。     

音像资料证据判断标准的变化——从一则案例说起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曾批复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该批复的合理性遭到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质疑。今年 4月 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 8条重新设置了音像证据资料的合法性标准 ,除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 ,其他音像资料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件民事案件 ,采纳了当事人提供的私自录音资料作为关键证据。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诉讼以人权保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则。     

视听资料检验在民事案件中的应用

视听资料在刑事案件侦查、民事案件诉讼、纪检监察案件调查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它是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而出现的新的诉讼证据形式,当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对它的来源、真实性以及内容的分析和鉴别,是刑事科学技术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视听资料检验在民事案件中的应用。     

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庭审方式改革中引入了举证责任原则,庭审的对抗性由此得以增强,证据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这就要求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但我国关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的法律规定是严重缺失的,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效用的发挥,也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因此应通过加快程序保障措施的法律化,构建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设立书证、视听资料、物证提出命令制度及庭外证人证言收集制度等措施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偷拍偷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资格合法性问题初探——以“卡兹诉合众国案”和“天津寇某某受贿案”为分析对象

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视听资料纳入几大证据种类,在我国首创了独立于物证、书证以外的高科技证据种类划分制度。然而,在不断发展的司法规范进程中,视听资料证据的使用渐渐萌生出诸多问题。而被注上"非正常录音、拍摄"和偷拍偷录手段获得的视听资料,则其证据资格的法律规范是否完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卡兹诉合众国案"和"天津寇某某受贿案"两个个案入手,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及相关判例法从偷拍偷录视听资料证据资格合法性的主体、手段、罪名范围以及相关程序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关于证明偷拍偷录视听资料合法性的开示程序是可选择性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收集该类证据存在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可能。     

“谁主张、谁举证”刍议

“谁主张、谁举证” ,指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及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在法学理论的界定中 ,则会与人们对“主张”一词的识别标准不同 ,而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并且混淆了肯定主张与否定主张之间的区别。因而不应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作为一般性的分配原则。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证明责任应坚持诉讼平等的原则 ,分配服务于诉讼法任务。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权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问题是检察理论和检察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应以民事案件的类型化为基本的思路.在民事公益案件中,检察机关因诉讼担当而具有当事人资格和地位,其应当按照当事人的身份行使证据调查权,并妥当处理和法院证据调查的关系以及在当事人证据调查、法庭质证中的地位等问题.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应当成为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和救济.并应当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检察机关证据调查的范围、方法等问题.     

论滥用诉权

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建立的基础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当事人行使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诉权的行使一旦超出了合法界限,就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诉讼随着纠纷而启动,从而出现了滥用诉权的问题.如何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权的表现形式,都是当前需探讨的问题.     

浅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

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影响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所以准确界定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的内涵有利于保护非法行医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犯罪者。     

论不起诉的救济

本文结合中外法律制度论述了刑事被害人、被不起诉人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来实现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进行自我救济,及有关国家机关如何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法律方面的监督的问题。详细论证了如何既有效的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的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二者的关系。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当事人

为防止股东滥诉，各国公司法都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做出了限制，但我国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股东诉讼，放松对股东原告资格的限制。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以及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其他人，但不应包括在交易关系中损害公司利益的外部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是多重的，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事人，公司在诉讼中的权利受到了一定限制。     

刑事诉权导论

刑事诉权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其内涵表现为它是向国家审判机关请求的权利,是宪法性基本权利,是程序涵义和实体涵义的统一。其外延在程序上表现为公诉机关的公诉权、刑事自诉人的自诉权和被告人的应诉权,在实体上表现为控辩双方的期待胜诉权。其本质特征表现为它是由宪法保障、国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对审判权具有制约性,自身具有程序性。刑事诉权理论为当事人主义审判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及侦查权的刑事诉权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权利的合理配置、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一些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的引进和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研究

最新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主张.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尤为引人注目.充分认识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性,客观分析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现状,既应看到立法与司法实践方面的长足发展与进步,也应看到其中仍存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问题,对此,我们应认真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论民事诉讼起诉前之证据保全——以程序机能之延展为出发点

起诉前证据保全的可大致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传统型机能即是对证据的保存与固定,而现代型机能则体现为收集证据、促成集中审理与促进诉讼外纠纷解决。在程序机能扩张的基础上,诉前证据保全程序的独立性也逐渐加强,适用情形也在固有的证据可能灭失或难以使用这一情形的基础上有所扩张,而包含了当事人同意,于确定事、物之现状有法律上利益并有必要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