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框架下内地与港澳地区环境保护合作的法律问题分析

CEPA协议的深入实施为我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契机.CEPA框架内环保合作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环保合作投资多种领域,然而,目前内地与港澳环境合作尚存在缺乏针对性机构安排、缺乏具体的、协调的环境法律制度等问题,应当从设立CEPA下跨地区环境管理机构,健全三地合作的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设立代处置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港澳青年在内地就业状况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港澳青年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在内地就业的港澳青年群体日益增多。基于实证调研资料,从港澳青年来内地就业原因、内地就业港澳青年群体特征、港澳青年就业特征等多个维度研究港澳青年就业现状。港澳青年在内地就业面临就业发展维度,就业市场融入度有待提升;就业认知维度,就业保障制度认可度有待提升;情感归属维度,身份认证差异导致归属感有待提升等问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为促进港澳青年到内地就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澳门冲突法与内地冲突法之比较

澳门回归后的冲突法有不少新的变化 ,为促进相互借鉴和学习 ,文章将澳门冲突法与内地冲突法在立法模式、体系结构、调整范围、主要内容、法律选择方法等方面作了分析比较 ,以期推动两地之间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法律冲突的几个问题

法律冲突是指在同一个问题上法律规定有差异或者相抵触，它主要包括时间范围的法律冲突和空间范围的法律冲突，而后者又可分为区际法律冲突、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其中区际法律冲突是指一国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所谓法域，是指一国内部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区域。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有基本法和香港原有法律等，毫无疑问，这些法律同内地法律通然不同。因此，两地的法律冲突属于区际法律冲突。本文拟对两地法律冲突的特点、解决原则和具体方法做一探讨。一、两地法律冲突的特…     

港澳籍大学生留内地就业与生活意向调查及对策研究——以广州暨南大学为例

香港澳门回归后,港澳籍学生来内地高校求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其中有一些港澳籍学生有毕业后留在内地工作发展的意向.对暨南大学大一至大四不同专业外招本科生的调研发现,港澳生到内地求学主要基于港澳竞争激烈、内地高校本科学历能够获得港澳地区承认、内地求学成本低等方面的考虑;其留内地就业与生活意向一般;内地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薪酬水平差距是港澳生留内地就业最重要的障碍;应该从降低部分行业限制、提供更多的实习与就业机会、加强就业指导及就业心理辅导、逐步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论用"折衷制"解决大陆与港澳间区际法律冲突

目前我国已是复合法域国家,大陆与香港、澳门由于法律规定相差甚远而产生了区际法律冲突,然而从大陆角度来看尚未有解决这类冲突的法律.本文先从区际法律冲突的性质入手,阐述了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三种可能方法,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及大陆与港澳法律特点出发,分析了三种方法适用的优缺点,最后得到用"折衷制"解决大陆与港澳间区际法律冲突的观点.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区际司法协助

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是由《基本法》设定,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一种法律合作形式。它以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和独立司法权为基础,通过平等协商来具体实施。因内地与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差异较大,又缺乏上位协调机制,在具体合作和制度建设中遇到不少难题。各法域应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按照相互尊重、主动合作、注重程序、效率优先的原则构建合作机制和开展司法协助。     

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差异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

内地与香港的离婚制度存在着很大差异,两地离婚实体法中关于离婚条件、离婚方式、离婚法律后果等规定不同,离婚程序法中关于离婚管辖权、审理方式、判决等制度也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一事两诉、挑选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困难等。对于内地和香港离婚法律冲突的解决,国内学者提出了统一立法模式、单方立法模式、国际私法解决模式、司法解决模式,通过对上述四种模式的利弊分析可见,用司法协助的模式解决两地离婚法律制度冲突最为可行。     

代位权制度的法律冲突与准据法——兼及我国涉外代位权准据法的构建

我国已在1999年合同法中建立了代位权制度,涉外代位权问题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值得研究。从功能比较的意义上看,两大法系都有类似的制度,但在立法目的和政策、代位权行使的程序、代位权的性质、内容等方面又有诸多差异。通过比较研究各国有关代位权法律适用的立法,提出涉外代位权法律冲突应重叠适用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准据法和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关系的准据法的观点。     

我国社会矛盾的法律化解机制探析

改革开放使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近年我国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来解决社会矛盾显得尤为重要.     

公权力应对境外上市法律风险策略

从总体上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来源于并表现在法律环境、法律行为以及法律冲突和相关诉讼等方面。有效防范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还要从这些风险来源着手,通过公权力的适当介入,解决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扩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融资平台、适当放宽企业上市条件、强化风险程度较大的境外上市方式监管等问题,为企业构建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     

内地与港澳打击跨境网络犯罪警务合作研究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跨境网络犯罪主要包括通过网络实施的传统非跨境犯罪、传统跨境犯罪以及新型经济犯罪。这些网络犯罪主要以牟利为主,数额巨大;犯罪形式多样,有组织化;犯罪成本小,打击难度大。为了惩治跨境网络犯罪,内地和港澳警方采取了一系列合作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内地和港澳三地在法律、技术和协作程序方面存在缺陷,三地警务合作仍然面临挑战。深化三地警务合作必须缩小各方的立法差距,增强对网络犯罪的调查、取证技术能力,建立跨境网络犯罪的协查机制。     

境外上市法律冲突及其应对策略

境外上市法律冲突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的来源及其典型的外在表现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境外上市的法律冲突构成要件和一般特征,识别了跨境上市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明确了以国际合作应对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阐明了以国际合作应对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冲突的基本途径,为有效降低因法律冲突引发的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提供参考。     

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机制、问题及对策——基于间接群际接触理论

间接群际接触能有效减轻群体间的隔阂、消除误解、缓解冲突。政协港澳委员在内地群体和港澳群体的接触中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们在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中通过扩展机制、激励机制、协同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发挥着“双重积极作用”。当前,港澳委员在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中存在基层代表缺乏、与各界交流机制不够顺畅、履职能力亟需提升等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提升政协港澳委员代表性,完善委员履职制度和机制;加强政协港澳委员能力培训,完善委员考核机制;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提升港澳委员影响力;聚焦青年工作,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内地澳门继承制度之法律冲突及其救济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继承制度法律冲突,既有实体规则之间的冲突,又有冲突规则之间的冲突。这一法律冲突具有与其他多法域国家内部区际法律冲突完全不同的特点。为解决这一冲突,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制定区际冲突法的示范法。示范法中应当明确处理两地继承制度法律冲突的具体冲突规则。     

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事管辖权法律冲突与协调初探

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民事管辖权法律冲突不同于纯粹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它既有国际性也有国内性,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民事案件管辖权冲突,它的解决方法和原则也不尽相同。本文从国际私法区际法律冲突的角度,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一则离婚案例,从宏观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述。     

对港澳警务工作制度建设的思考

我国内地与港澳警察在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多不同。港澳在执法办案程序方面不如内地完善,但制度的落实却非常严格,并建有专门改善警民关系的协调、投诉机构,以及制度化和实战化的教育训练机制。     

试论澳门与内地在合同方面的法律冲突

澳门特别与内地由于法律制度存在很大差异，澳门咽归祖国后，两地间区际冲突的现象日益增多，如何正确对待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法律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对于现款地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合同关系的角度，就这一法域发生的法律冲突现象进行探讨。     

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国家法与民间法同时存在并引发冲突,尤以婚姻家庭领域为甚。婚姻习俗与制定法发生冲突,使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遭受重创,协调两者冲突尤为关键。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对婚约、彩礼等传统婚姻习俗的存在状态进行考察。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譬如婚约的效力、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条件及比例等。在坚持现行法律规定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民事尤其是婚约与彩礼纠纷审判中引入习惯,积极运用习惯解决相关法律纠纷,是解决纠纷、协调冲突的新途径。     

穗港两地刑事司法协助探讨

<正>近年来,中国内地涉港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尤其是邻近香港的广东省这类案件特别多,这与当今犯罪活动空间日益扩大出现了跨国跨地区等特点密切相关.目前世界公认的四大国际犯罪——黑社会犯罪、国际贩毒、国际商业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前三种犯罪在香港地区一直比较猖獗.随后,国际犯罪分子又把黑手伸向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危害很大.80年代中期,这类案件首先在广东的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而后向其他地区延伸,犯罪分子利用境内企业、金融部门管理上的漏洞和司法机关涉港案件侦查和执行方面的不便等条件猖狂作案,据统计,80年代后期以来,广东每年被香港不法之徒诈骗的财物都在三亿元以上.1995年6月1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与港澳间水域的“东星号”客轮特大抢劫钞票案更是惊心动魄.一些境内犯罪人员则妄图利用港澳与内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差异,钻空子,在内地作案后潜逃偷渡到香港,以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据调查,1994年以来,广州市中级法院审查的贩毒案中就有十几人属境外人员.为了严厉打击境内外犯罪分子,堵塞法律上的漏洞,内地与香港尤其是穗港两地司法机关携手合作加强司法协助十分迫切和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穗港两地刑事司法协助还未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