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萤火

萤火,萤火，你来照我。照我，照这沾露的草，照这泥土，照到你老。我躺在这里，让一颗芽穿过我的躯体，我的心。长成树，开花：让一片青色的藓苔。那么轻，那么轻把我全身遮盖，像一双小手纤纤。当往日我在昼眠，把一条薄被在我身上轻披。     

莫言：母亲教会我……

一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读者意见调查表》让我伤心

我读《当代党员》已经有20多年了。1981年的一天，我在一个党员朋友家里玩，偶尔看到了一本《重庆支部生活》杂志，我一读就被吸引了。从此，我每月都要到单位找这本杂志看。就是这本只有32开本的杂志，成为我的人生伴侣，使我从一个普通群众成长为一名党员，又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20多年来，我的每一个进步，都与这本杂志的指引、教育分不开。1989年，我在梁平县工作期间，一位编辑到县委宣传部约稿，我写了一篇题目为《赤诚送迎万家客》的通讯稿，刊登在1989年第3期《重庆支部生活》上，从此以后，我对这本杂志的感情就更深了。     

慎言更要善言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入党积极分子，性格开朗，心直口快。在单位里，遇到看不惯的事我就要论个是非，问个明白。同事们都说我做人有侠气，我也为自己的这个“特色”暗自得意。最近，我的入党联系人找我谈话，指出我有时说话不注意场合、不讲究方法、不顾全大局，希望我能够管住自己的嘴。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坦诚自然，有一说一，不应该一语未出，顾虑重重。再说，直陈自己的真实想法有什么不好呢？没想到，因为说话实在还会招致批评，这真让人想不通。您说．我该怎么办？     

摄于1949年5月上海的老照片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我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士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士兵要我把手伸进铺盖模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模，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     

交款要索取正规收据

我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前不久，我与某中介公司就一套一居室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租赁合同。我交纳了一个季度的房租。三个月后，中介公司的员工小朱主动上门收取了第二季度房租4500元，并手写了一张收款收据，但未加盖公司公章。就在我感叹中介公司服务周到时，中介公司却来催要第二季度的房租，并把我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我拿出收据，但中介公司却说小朱那时已经离开公司，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读小学那几年，父亲病重，三个姐妹同时上学。有一年，家里实在凑不齐学费了，怎么办？我想，作为老大，我还是不读算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把我的想法跟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一口就答应了。听到妈妈真的让我退学，我又舍不得了，想到我真的就要离开可爱的学校，离开那些敬爱的老师，心里空落落的。我托一个同学搭信给老师，说我不能读书了。     

第十回 首钢高炉牵我家 生态屏障系山民

我叫程国庆，是首都钢铁公司的一名炼钢工人。一听我的名字，大家就知道，我是国庆节那天出生的。的确，我生在新中国十年大庆的那一天，名字是我父亲程德贵起的。说到我父亲，就不得不提起我那名副其实的“钢铁之家”。     

问问自己信什么

闲谈中，一位入党时间不长的青年朋友告诉我，她在一年中两上五台山，一次是开会顺便许了个愿，一次是专程去还愿。她还告诉我：她喜欢拜佛，也挺信的。看我一时没反应，她便问：你信吗？我说：“我从来不信神呀鬼的。当了这么多年党员，我是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此言过后是片刻尴尬。我猜她当时一定会想：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支部生活》帮助我进步

《支部生活》是我最喜爱的党刊之一，是指引我健康成长、帮助我进步的良师益友。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对我非常严格。自上大学以后，我就一直积极要求入党，但始终没能如愿。一天晚上，父亲拿来一本《支部生活》对我说：“好好学一学，革命的道理，入党的条件，看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以后，每逢《支部生活》出刊，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抢一本如饥似渴地阅读，党刊使我思想有了进步。工作不断取得成绩。后来，学校党组织让我担任申请入党人小组的组长，负责申请入党人的工作，这下我的积极性更高了。每次活动前，我都要从《支部生活》中找材料，组织大家学习。《支部生活》上有个栏目叫“申请人园地”，这个栏目中的文章贴近申请入党人实际，非常适合我们学习使用。     

我的“腐败红娘”生涯

1996年，我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中学任语文课教师。有一天，我正准备去上课，教研室主任急匆匆地找到我：“张婷婷，马上到刘校长办公室有急事。”我走进刘校长的办公室，见他正焦灼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动。见我来了，刘校长赶快问道：“你会打麻将吗?”我摇摇头。刘校长叹了一门气，又问我：“会跳舞吧?”我点点头：“会一     

男人的长相，怎么就无所谓了

我很色。我承认。一听到他们说“男人嘛，长相无所谓的”，我就来气。一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男人嘛，有事业就行了”，我就更来气。一想到这个“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我就气得胃疼。说男人长相无所谓，那是纵容。说男人有“事业”就行了．那是势利。这种观点又纵容又势利，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     

一所没有门槛的党校

一份小小的《党课》杂志，让我喜爱和钟情了16个年头。她犹如一位风姿绰约而又品位高尚的女孩，让我一见钟情；又如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让我感激信赖。 我与《党课》结缘于1996年，那年我刚刚进入乡党政办工作。初出茅庐，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文件材料看多了，实在让我觉得枯燥难耐。一天，组织委员桌上一本散发着书香味的《党课》映入了我的眼帘，我拿起来翻了翻，没想到这一翻，竞没舍得再放下。     

美国人的开放与保守

两毛钱激励我改变自己命运 20世纪80年代末，在黑龙江林口县的乡间小路上，一个青年一天水米没进，口袋里只有两毛钱。终于，他看见前面有了饭店。“老板，我想吃饭，但我身上只有两毛钱了，我买4个馒头，你再给我一盘咸菜，行吗？”老板的眼角有一丝湿润。     

房屋卖出后可以反悔吗

2007年底，我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一年，试用期为三个月。在试用期即将结束时，公司领导告诉我，公司还要对我进行考察，如果我愿意的话，公司将自动延长我的试用期，否则就与我解除劳动合同。我想知道，公司这么做合法吗？     

党旗映红了我的脸

那年我19岁，在同学的一片羡慕声中，我穿上了军装，来到了高原，成为“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一名油机员，开始了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战士的生活。一天，我看见班长一个人在灯下写申请，不知具体申请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份要求上山值班的申请书。当时，我觉得班长真傻，山上长年高寒缺氧，班长怎么就拼着、挤着往前凑？渐渐地，我发现班长不仅上山值班往前站，其他事情都是冲在前。后来，我才知道班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共产党员。     

评刊表

93413部队王科来信：我是一名基层报道员，刚刚接触报道工作时，我以为会采访就行了，而对党建知识、党务工怍知之甚少。有一次，在采写一篇关于召开党支部议训会的稿件时，因为我对党建知识不了解，所以在写稿时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笔，这让我意识到必须要补上这一课。当时，我向一位指导员求教，     

亦师亦友 情伴终生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支部生活》犹如一位良师益友始终陪伴着我，给我以指导和教诲，引领我从一名公交驾驶员成长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我是一棵白杨

我是一棵白杨树，我的心很直很直。我不会掩饰自己，就像大山不掩饰丑陋的顽石，就像沙漠不掩饰裸露的仙人掌。我是一棵白杨树，遇春风我就歌唱。遇上知己者我宁可被化为柴薪烧掉，也不愿做支撑邪恶神殿的大梁。我不会像葛藤，为了向上攀爬，不惜弯曲自己的尊严。我不会学盆景，为了得到主人的青睐，不惜折断自己的脊梁。我不是那令人尊敬的古柏，不论什么季节，什么气候，总是一种颜色，总是一种智者的深沉。我不是那刚强的红梅，总是在严寒之中吐蕊，总是在风雪之中怒放。我是一棵普普通通的白杨树，春天了，我就泛绿；晚秋了，我也枯黄。…     

仅仅工作好还远远不够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工人，多年前就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05年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打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希望能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年，我又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自己觉着这下可能距离入党不远了。可谁知一年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跨进党的大门。眼看着身边的入党积极分子有的已经入了党，而我还在接受考验。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您说，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