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面。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分析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法,贯彻自愿、中立、非武力等基本原则。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担忧和非议。当前,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已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如何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制化、规范化已成为摆在联合国及各会员国面前的紧要问题。     

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

作为中等强国,冷战时期的加拿大堪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急先锋和领导者,为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冷战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参加联合国维和的大国迅速增多,哈马舍尔德三原则被破坏,联合国维和经费不足、效率低下以及美国、北约对联合国维和主导权的僭越,加拿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地位逐步由盛而衰,呈现出严重边缘化的趋势.中等强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当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必要作出改革,为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积极影响创造条件.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关系极为特殊,因而长期以来在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一问题上,国际组织、各国学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1999年联合国发布了《秘书长公告》后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所涉及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得以部分解决。然而,受制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特殊性质,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在国际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国际人道法仍有很大不同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新发展

80年代末以来,随着美苏之间“冷战”宣告结束,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与改组时期。尽管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但是原来两极格局的瓦解带来了力量对比的失衡,导致了原先被掩盖的许多矛盾激化,特别是民族冲突和地区冲突彼伏此起,未来的世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动荡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要求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曾经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过贡献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自然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近年来,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在沉寂多年之后重新活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扩大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参与.随着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以及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参与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有必要对目前的参与思路和参与模式进行改进和调整.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作用和实践看,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传统的维和基本原则,发挥传统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超越以“修路筑桥建医院”为主的参与模式,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参与,拓展与非传统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未来的参与应该更广泛、更多样化,尤其是加强对维和建和政治和决策方面的参与,使维和建和实践中的“西方思路”和“中国思路”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论人权法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适用问题

近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一些西方军事法学者关于人道法、人权法适用问题的观点及阐释起到了重要的法理推动作用。本文从分析维和行动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入手,归纳了维和行动参照人道法制定具体交战规则的基本点和平衡点,进而提出了反对在维和行动中直接适用人权法的理由及结论,以期保持和修正维和行动的法律取向,促使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试析冷战后美朝的安全困境

冷战后 ,美朝之间仍存在安全困境 ,并且影响着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只有美朝调整各自的安全利益 ,把对方身份界定为竞争对手或朋友 ,并促成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 ,美朝安全困境才能得以缓解。     

美国总统选举与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中美关系不时出现波动和挫折。这种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波动,同美国定期的总统选举有密切关系。每当美国进行总统竞选时,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其后果往往是引起中美关系的波动,甚至使中美关系成为竞选的牺牲品。     

完善政协民主监督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民政协对加大民主监督力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就当前政协履行职能情况而言,民主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从思想理念、制度建设和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等层面,就当前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协民主监督提出一些设想和对策.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知识分子是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本文主要回顾了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思考。     

美国反恐怖主义的策略

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需要科学界定恐怖主义 ,认真探究其存在与发展的问题。 9·1 1事件发生后 ,美国给予其警察侦查部门一些新权力 ,同时成立国土安全部 ,赋予其诸多权力     

美韩非对称性同盟对朝核困局影响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并且,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及该地区的大国安全博弈,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长期以来,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朝核危机发酵期的安全保障,同时,朝鲜亦因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而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最终导致朝核危局愈演愈烈。应当说,朝核危机与美韩同盟两者间已互为因变量。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战略指向不仅是半岛无核化,更主要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体系服务。因此,“美主韩从”性质的美韩同盟会使韩国本身的战略指向发生偏移,最终,非对称性质的美韩同盟可能会成为阻碍半岛和平繁荣的关键因素。     

加强人民政协建设政治文明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重要实现形式。必须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适应新情况,吸纳新阶层;与时俱进,深化基本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创新。     

美国的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

美国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唯一的任务是逮捕逃犯。它将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实施迅速有效的逮捕逃犯特别执法行动,围捕尽可能多的逃犯。经过精心设计和周密执行, 特别执法行动产生了较高的成本效益。     

Communication of A. P. Chekhov‘s Novels in U.K.

The article throws light upon the emergent situation in England near the close of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necessity to “import” Russian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of the prose of A. Chekhov was gradually becoming a prominent factor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Europe. Figured in this process of the recep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termediaries from both Russian and French literary circles become the objects of special attention. The Russians, such as L. Tolstoy and O. Novikova, are given as examples of those who played key roles in direct literature contacts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meanwhile, the French authors, like Maupassant and Zola, are considered as the front runners f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iteratures. The typological parallels between Russi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re explained through A. Veselovsky’s theory of the “meeting of opposing currents”. The concept of a double, complex reception of Chekhov in England will be developed. On the one hand, Chekhov’s reception will be linked with his evolving reputation in Russian criticism (first, “Russian” Dickens, later “Russian” Maupassa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sociated with the multiple,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needs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ommunity (including writers, critics, and readers). These responses can be identified in part by those English participants attending to contemporary French influence in the Russian “flood” and others approaching uniquely English problems by directly seeking out Russian literary auth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