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社会权力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后,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多数研究难逃窠臼,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从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改变成依靠制度而已,缺乏对社会自身力量培育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独立权力主体的长期缺席。只有从社会是独立权力主体出发,尊重社会权力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多了点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才能正确地界定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边界,真正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内涵、价值和发展趋向

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是在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作用下,对乡域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可以从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乡域社会治理两方面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的完善将会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及治理成本最小化和治理效益最大化加以推进上大放光彩。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社会治理发展历程与重要经验

围绕着治理什么样的社会、怎样治理社会的问题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从理想走向实践，经历了从社会改造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回首百年党史，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治理效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兼采中外社会治理优秀思想资源；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重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性思维，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构建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制度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内涵理念,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包括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促进治理结构多元化;健全民主公开、程序公平等规则公平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建构平等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实现治理权威的合法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化。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治理主体意识:现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社会动员模式演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百年历史回顾与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的观察

现代动员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与重要要求。党的社会动员模式经历了传统动员模式、过渡型动员模式与现代动员模式,对应着国家治理的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现代化三个阶段。现代动员模式在动员主体结构、动员途径和载体、动员目标和背景、动员效果和效率等方面都与传统动员模式有着重大差异。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的社会动员体现了现代动员模式在危机治理中的诸多特点,可以作为党的社会动员模式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现代社会危机丛生、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动员主体格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和速度、实现网络动员与实体动员互补、加快新技术在社会动员中的运用、将柔性动员与刚性动员相结合等路径完善现代动员模式、提升动员效果。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模式及机制建构——以温州多中心治理模式为例

温州的第三部门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资源在社会治理中与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态势,形成了温州特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对温州模式的剖析具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构建的典型意义: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只能采取合作主义模式,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制度构建研究

传统治理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治理理念有待调整、治理模式有待改进、治理手段较为单一等现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突发事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突发事件治理主体应从“单一治理”转向“多元治理”,突发事件治理理念应从“事中管理”转向“全程治理”,突发事件治理模式应兼采“刺激处理”与“预先治理”,突发事件治理应从“线下处理”转向“线上线下并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各级政府、各突发事件应对部门、各主流媒体、各微媒体等应健全突发事件多元主体治理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全程疏导治理制度、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治理制度、构建突发事件信息智能治理制度。     

“新常态”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层面。一部政治文明史是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仁政善治是永远的社会理想追求。法治是善治之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力量,是塑造公序良俗,社会和谐,人心向善的方向盘和定心丸。     

大数据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可利用的重要资源。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路线,为促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科学化、国家治理过程透明化提供了动力支持。与此同时,下一步应用大数据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下一步应为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提供数据便利,促进政府内部各部门数据资源共享,推动政府数据面向公众开放,健全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培养大数据技术人才,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云南边境地区外籍流动人口治理的多维度思考

对外籍流动人口的有效治理，事关我国边疆社会发展与长治久安，这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边境地区治理进程中的实践要求，也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综合来看，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实现针对云南边境地区外籍流动人口治理的有效性，可以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把握。从空间维度来看，要立足于地缘政治格局嫂变的视野进行考量；从法治和管理维度来看，应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从主体维度来看，要充分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与周边国家等治理主体的能动作用；从客体维度来看，要积极实现对治理对象的人文关怀保障；从价值维度来看，须注重治边与睦边二者理念的有机统一。     

在培育现代公民中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的重建,也内含了人的自我重建,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互交织共同汇成历史变迁的进程。人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主体,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相应的公民素质。因此,在治理变革的实践中培育现代公民,通过提升公民素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是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依宪行政,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这是在现行宪法基础上的重大战略决策。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涉及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方式以及指导性理念等方面。牢固确立依宪行政的观念,充分运用现有的宪法与法律资源,对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囿于时间,这里只谈有关人民是社会治理主体的问题。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史上,国家、社会、人都是由政府管理的。封建时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理性妥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除了斗争,还有理性妥协。理性妥协应成为社会共识和公共理性,成为化解社会冲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各方治理主体的理性妥协和积极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性妥协社会共识化和制度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