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第一信号”

李瑞环同志曾提出:“要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今天,广州的“第一信号”是怎样的呢?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广州社会心理与情绪追踪调查》今年6月10日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在45项调查内容中,与去年底相比,满意度上升的有38项,占84.4％,满意度下降的只有7项, 占15.6％。可以审慎地说:广州市民的“第一信号”正进一步趋向“满意”和“稳定”。然而“满意”和“稳定”之外,也有——两个新信号这次调查冒出了两个新信号,那就是电力供应和住房状况满意度的大幅下降。电力供应方面,1990年5月的满意度为28.4％,1990年12     

我们的“老板”

在广州,笔者曾这样问过一些人:“知道梁超吗?”年青的工人说:“知道,市总工会主席呗。”上了年纪的职工说:“你说的是超叔吧。”工会的干部们则说:“哦,我们的‘老板’啊。”一位副市长说:“梁超, 你真是一位工会专家。”这个称呼对梁超来说,并非过誉。一九三八年,梁超在香港读完书后,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一九三九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到战地服务团和抗日游击队下作:一九四六年,开始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九年回到广州后,一直担任工会的领导工作。去年“五一”节前夕,作为广州市总工会主席的梁超,以其数十年来对工会工作的贡献,获得全国总工会首次颁发的“五一”劳动奖     

安排最后归宿的地方

一九八三年。《羊城晚报》刊登了一则“招工”广告。当待业青年们迫不急待地看下去之后、不由得嗤之以鼻:什么“招工”广告,广州殡葬服务公司!竞然还学人家要进行什么“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云云!有人取笑说:怕不是考我敢不敢在停尸房跟死人睡一晚吧?! 广州殡葬服务公司的领导,一个星期之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考场。但他们马上笑了:三十六位,报了名的,全来了!有男的,有女的.大多是年轻人。白布下面突然伸出一只手:“有水吗?”三年后,我们见到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位。第一位是个妙龄少女问:来殡仪馆,你不怕吗?     

“爱靓”三部曲

广州人早有“爱靓(美)唔爱命”的说法,但历来却取贬意而用之。“食在广州”,自古是广州的美誉,而“穿在广州”,原是闻所未闻。早些年,听说上海姑娘上下班都是一个个花枝招展,但如窥视他们饭盒里的,却是说不得的,不是还令不讲究衣着的广州人听了颇有点安慰,甚至有点得意吗? 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举个例吧,这两年,女装高筒皮靴成了广州姑娘的宠物,实在是由于大冷天广州姑娘也时兴穿裙子,于是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裙带”关系,便“一荣俱荣”了。实际上在寒风里穿着裙子等候公共汽车的姑娘们,都喜欢往候车亭的角落里挤,要不然就是对汽车迟迟不来尤其愤慨。     

为何没有“十九甫”?

以数字加上个“甫”字替路、巷命名,那大概属于广州西关一带的特产。有心人希望弄清楚西关到底有多少“甫”,殊不料一数到“十八甫”就卡壳了。为何没有“十九甫”?其中缘由,原来得从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那一天说起。话说清兵大举南下,在广州城一带屡遭抗清民军的顽强抵抗,一些清军的头目也被抗清志士杀死。攻入广州后,一部分百姓抵抗情绪甚为激烈,不肯降服,不肯“薙发”(剃去前半截头发),清统帅恼羞成怒,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屠城。史载,当时被清兵杀死者达几十万,一部分百姓躲藏在六脉渠之下,而当时又遇大雨,被水淹死或逃走时因互相践踏而死的又有数千人,真     

广州有条“正嘢”街

一提起年前爆出来的肇庆假酒案,市民们就会想起那几十条冤死的性命。也许你不会相信,在广州,却有一个人就冲着有假酒嫌疑,才端起了酒瓶。 1989年春节前,广州十甫商店从省某服务公司进了一批四川名酒“五粮液”,但上柜销售之前才发现,这批酒的招纸似乎跟“正野”有点出入。货是真是假?本来,十甫商店有几位专事品酒的老行尊,但假酒不同平常,喝死人的事已久有所闻。怎么办? “我来尝一尝。”商店经理胡应便“抢个头彩”,毅然开瓶试饮。“假嘢,撤!”一声令下,假酒全部撤下柜台。没有什么事比吃用“流嘢”更令人气短     

大厦的舞蹈

今年7月21日,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一位市长来到广州市,拜会了石安海副市长。他表示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了解广州的管道煤气建设工程,二是了解广州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开经营的试点情况。当石市长把广州第一个“放开经营”的试点企业——南方大厦介绍给客人时,“金三角”的当家人笑着说:“凡放开者都是快高长大的。”他关切地问:“你们是怎么冲出去的?”“杯酒释兵权”? “放开经营”与“冲出去”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说来话长了。位于广州市沿江西路、经历过70年沧桑岁月的南方大厦,在开放改革的11年中迅猛崛起,以“着着领先”的气势闻名于全国。1979年,它是广州市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在“扩权”中实现了第一次飞跃;1987年,它成为实行总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先行点;1990年1月1日,     

“三拍干部”

最近,在一个专为司局长们办的决策学习班上,讲课的专家对台下的首长们说:“希望你们不要再成为‘三拍干部’了!”旁听者讶然,何为“三拍干部”? 老百姓说:决策时靠拍脑袋; 表态时靠拍胸口;     

改革家雷宇和他走过的时代

雷宇这人我听说有15年了。那时候谁不知道“海南汽车事件”主要责任人雷宇啊。 雷宇这人我寻找了3年,直到1999年5月12日,才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他。 我知道雷宇今年将过65岁生日,知道雷宇自1996年1月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之职,赋闲在家整整三年多了。将心比心,一个至今在海南、广州、广西等地百姓心中享有盛名的改革者,却终于主动辞职赋闲     

飞人,我们都将是飞人

去年,一读到这条消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交通发展与管理讨论会”在广州召开,我不禁想象着,那些来自全国十五城市的一百多位交通专家,是怎样的一番心情。看吧,听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中国土地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呈现着人口拥挤、道路堵塞,交通事故频繁的状况……我仿佛看见交通专家们焦虑不安的目光了。其实,哪一位居民不为城市交通苦叹呢?对于广州的交通,我是深感艰难的。念中学的时候,搭十四路公共汽车最多,站在康乐村那个站牌旁边,一个劲瞪着赤岗方向,真是“望穿秋水”,好久好久来了一     

“性病专区”追踪记

朋友自外省来,我问他对广州的最深印象——心里却先洋洋自得地替他作了回答:他肯定会对广州的繁华和摩登大称其羡的。谁知道,他的答复却令我瞠目结舌:“广州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老军医专治梅毒花柳’的广告满街都是,是不是广州性病的人特别多?”唉,这事真叫人沮丧。报上对这个问题抨击过不知多少回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性病专医”招纸却年复一年泛滥于广州街头。到底是广州得性病的人特别多,还是广州集中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众多性病专家?还是这两方面都兼而有之?     

羊城,3450个“家长学校”

有一次,美国家庭教育专家比尔·梅尔迪斯博士来到广州乐贤坊小学,在一堂由家长和老师共同指导的家务劳动课上,他津津有味地吃掉了一盘学生炒出来的腐乳通菜,风趣地说:“这是我在中国旅行期间到过的最好餐馆。”孩子上学,家长也上学?!令人担忧的“小皇帝”鸡汤、木棒加奖金,曾一度成为督促当今“小皇帝”们好学上进的“三大法宝”。事情发生在广州乐贤坊小学。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在班上开展争做好学生的评选活动,并用班会费购来圆珠笔、笔盒和笔记本作为奖品。不料第二天,许多评不上好学生的学生,却纷     

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回避“性”?

1988年11月27日,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神色匆匆的行路人,经过地处广州东山新河浦的家庭杂志社大门口,猛然发现,一向僻静之处竟挤满了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他不禁走上前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给他明确的答复,只有一人用手指了指门口贴着的一张纸。他走过去,细看那张以“爱情婚姻心理生理专家咨询”为题的启事,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位身心健康的男子一边离走,一边自言自语:“为什么不爽快地告诉我呢?”     

奇异的生财之“道”——广州街头见闻录

有人说:广州是个“聚宝盆”、只要用点儿心计,顺手抓来都是钱。于是,便有人苦思种种生财之“道”,其中有些人因此赚了大钱;也有一些人败走麦城。广州斗牛也会震撼半个中国吧? B是个醒目仔,从商当个体户已有几年,但一直未见财神爷光顾。看见和自己一起跳出来捞世界的,人人都“猪笼入水”(广州俚语:赚了不少钱),心里不觉有点纳闷,看来,得想些人无我有的绝招了。一天,他路过肉菜市场,看见牛肉档上摆着一个牛头,     

对付王海的十种办法

去年底,北京城里出了一个王海,他专门到商场里买回一些假冒商品,然后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索取加倍的赔偿,就在短短两个月里,他屡试不爽,“得逞”十余回,因而成了令京都商家们最为头痛的“刺儿”。不久前,这位22岁的“职业索赔专家”飞抵杭州等大中城市,行踪莫测,近期更“神兵天降”广州、佛山等地“故伎重     

“标榜”广州

在街上闲逛.突然看见一招牌上赫然写着,“标榜广州发廊”。奇怪!在我们南昌,这内陆城市怎么如雨后春笋地兴起了“广州发廊”?难道说这些发廊都是广州发型师开办的,或做出来的都是正宗的“广州发型”?这位店主大概深知其中奥妙,忍不住要“幽它一默”,于是就“生产”出这么个古怪的店名!     

广州赛马风云再起

1993年7月3日,位于石牌谭村的广州赛马场再响蹄声,两万马迷躬逢其盛。面对主席台和观众席的两座大型电子计分牌上,走马字幕不同寻常地打出“中央批准广州继续赛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开展有中国特色的赛马活动”的标语。这意味着广州现代赛马活动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后,终于获得了由中央颁发的“特别通行证”。马迷们无不额手称庆。     

声空,震荡着冲击波

一九八五年的秋天。广州录音带的销售经过了鼎沸的“盛夏”之后,进入了滞销的”深秋”。信息:上海、深圳、重庆等外地的录音带大量涌进广州;信息:售货员抱怨,过去一天可以卖一千多盒,最近一天一百盒也难卖出;信息:几家大录音公司的客户订货量显著下降;经理们心急如焚,人们在苦思良策……录音机,在当今的中国,已不是什么神奇之物,而今更有从一家一部向一人一部发展的趋势。随着录音机的众多拥有,录音带的出现便有了广阔的市场。想当初,卡式录音机开始走红之际,大量进口的、港产的、冒牌翻录的录音带充斥着广州的大街小巷,使本来就嘈杂的城市更添上令人头昏、烦闷的气息。给这种局面吹来一阵清新之风的,是太平洋影音公司的“云雀”之声。朱逢博的“台湾校园歌曲”、     

世纪之交的对话

今年3月,在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笔者拜访了筹建“世贸”的一位执行董事、来自台湾的吴强之先生。吴先生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感到的广州速度是什么?”作为一个广州人,当时我竟回答不上来。我只告诉吴先生,在1992年12月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发展水平评价中,广州居“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中的第三位,次     

“孙子兵法”与“芝麻开门”

日本人把《孙子兵法》列为经理们的必读书,国内也有不少人著文立说,把《孙子兵法》里的战术演绎为工商业的竞争之术,认为在国际商战中要“兵不厌诈”。初到广州时,记者认为广州利用外资的成功,是精明的广州人的“战术成功”。论工业基础、技术实力广州不能和沿海、内地几座大城市比。但是开放9年,世界各地投资者对中国这座南大门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们没有成为飞鸿似的匆匆过客,却对这里产生恋情,这里中外合资合作次目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经济效益之好,全国都屈指可数。那么,《孙子兵法》究竟是不是广州人“芝麻开门”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