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重塑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我国官僚制弊端

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的西方当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欧美这一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实践对官僚制进行的现实超越,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模式选择的必然方向。我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属于前现代官僚形态。要充分认识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我国现行官僚制弊端,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塑造——对企业化政府的冷思考

理性官僚制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推崇企业化政府理论。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经验,超越传统官僚制,建构现代官僚制,才是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塑造的理性选择。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及中国现阶段对官僚制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滞涨＂,政府信任危机严重。面对这样的情况,西方发达国家发起了批判官僚制,提倡在政府引入市场机制的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运动在行政管理改革领域中影响重大,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基于我国现行国情,我国不能完全采纳＂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和完善现代官僚制。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理性官僚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理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改革，对于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的有机统一,培养干部践行担当精神的政策能力与科学方法;从底线思维向上限思维转换,激励干部主动担当的愿望和激情;从封闭检查向绩效的有限开放转向,释放担当的价值空间;从问责兜底向精准问责转变,赋予敢于担当的底气和勇气。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相克还是相生

借鉴多元行政观的思想,中国现阶段的政府管理模式应该是以官僚制为主体,新公共服务和新公共管理为辅助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现代官僚制的重构: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性集团到现代官僚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原有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国的干部体制呈现了一种新旧体制共存的双重特征,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度。向现代官僚制的进一步转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