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努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江苏基层治理新实践,坚决扛起“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重大使命,按照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对照“走在前、做示范”的要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建强基层组织功能为基础,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牵引,以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深度参与为抓手,以夯实基层智慧平台建设为依托,着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近年来,常熟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聚焦城市基层治理难点重点,在“一核双联、先锋领治、多网融合、多元共治”上持续用力,积极推进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强化“一堡垒双联”,筑牢组织扎根、资源下沉的主心骨。     

“放管服”改革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耦合性研究

基于主要政策文本的梳理发现,“放管服”改革先后经历了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早期实践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主题的积极探索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题的协同推进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构和逻辑存在差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镶嵌在社会治理的总体演进历程中,社会治理先后经历了社会管控期、社会管理期和社会治理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也呈现出相应的结构和逻辑。“放管服”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并且在理念价值、运行机制和目标功能等方面具有耦合性。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网格联动融合 优化基层治理生态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和基础.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新要求,苏州市吴江区提出了打造“共建共享、共治善治标杆”的新定位,坚持以网格治理、联动指挥、综合执法“三位一体”集成改革为推动引擎,力量下沉、数据驱动、集成作战,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生态.     

网格治理如何更好发挥“灵”效

网格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通过不断探索,网格功能不断丰富、不断扩容,演变出了“网格+”“一张网格织到底”等升级手段。客观而言,网格治理在维护社会治安、各类隐患排查以及服务全时程等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上展现了超出常规的“灵”效。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信息科技的蓬勃发展既为网格治理提供了智能引擎,也赋予了网格“智治”提升效能的新要求。面对治理任务与日俱增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只有更好地“智治”才能充分发挥网格治理的“灵”效。     

智慧管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之策 ——龙游县乡村治理创新探索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龙游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推进基层党建,一根红线贯穿到底;创新模式,走基层智慧治理新路子;持续发力,实现基层治理结构良性循环。     

基层治理要唯真、唯实

城乡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一项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涉及顶层设计、政策执行、社会动员、总结反思等多个环节。而当前,个别基层党员干部一味注重结果的工作导向,给基层管理和服务造成压力,导致弄虚作假、政策目标执行偏差等问题。究其根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合理考评机制等因素的存在,助长了一些基层干部不唯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基层党员干部树立“唯真”和“唯实”的观念作风,以实为要。     

基层治理要突出系统性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是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重大工程,需要以系统思维来统筹推进,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统筹兼顾、坚持科技支撑,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北京市N社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创新为例

北京市朝阳区N社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同社区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创设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形成了议事平台体系化、议事主体多元化、议事主题精准化、议事规程制度化、共治机制灵活化的“五化”格局，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沟通议事渠道。这一机制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进理念转化为基层民主制度创新，进而在实践中推动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现代化协同并进，有效破解以往社区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提高了居民的主体意识、成就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探索中心城区基层治理新路径

<正>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调“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秦淮区是南京市中心城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着“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薮”的美称。近年来，秦淮区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探索出街道“两赋两强”、社区“双做双增”等一系列基层治理成功经验。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秦淮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强化高质量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探索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党建引领下的城市基层协商治理——深圳市清水河街道棚改的案例观察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形态,具有群众关注度高、利益集中、投资巨大、回报率低、沟通难度大、前期拆迁和后期安置繁琐等诸多特点。如何和谐平稳地推进棚户区改造不仅是检验城市政府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考验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整合能力的重要窗口。深圳市清水河街道探索“党建引领+协商治理”模式推进重点片区棚户区改造,构建城市基层治理复杂形态的简约治理机制。一方面,将党建工作嵌入棚改工作,党的建设与棚户区改造工程同步推进,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在棚改工作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运用协商治理机制,将组织动员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在涉及群众重大利益问题上充分沟通协商,争取最大公约数。项目用时137天顺利完成专规、签约、交房及启动拆除等棚改工作,各阶段均创造了棚改的“深圳速度”,为推进棚改建设提供了“清水河经验”。     

坚持“三个面向”确保力量下沉——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实践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特别强调要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2018年以来,北京市委把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作为当前城市治理改革的“1号课题”,市委书记蔡奇反复强调,“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到一线处理问题的一种导向,也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创新,要努力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网格化:筑牢社区联防联控第一道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决胜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重点就在社区和网格。淮安作为全省首批网格化治理试点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充分彰显网格化治理的机制优势,建强“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运行体系,以网格为防控阵地和作战单元,精准高效地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有效筑牢社区这个疫情联防联控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