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风清洁”行动铲除“微腐败”

正"微腐败"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隆化县从去年处置违纪问题线索分析,虚报扶贫人数、套取扶贫资金、截留扶贫救济款、违规办理低保等"微腐败"问题占60%以上。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展"基层党风清洁"行动,努力铲除"微腐败"滋生土壤,推进标本兼治,真正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牵牢"牛鼻子",党委"扛责在肩"针对基层党组织"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多点发力惩治基层"微腐败"

正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涿鹿县纪委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岗位,以微权治理为重点,建立"严查快处"工作机制,让"微腐""蝇贪"无处遁形,全力维护群众利益。目前,全县共整改问题1237件,组织处理2人,其他方式处理612人。建立"一门受理"机制。成立查处"微腐败"协调工作小组,整合信访举报、案件管理、案件审理、巡视巡察等有关"微腐败"内     

成都市开展基层“微腐败”专项治理的思考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微腐败"专项治理的部署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成都市花大力气整治"微腐败","微腐败"专项治理工作有效推进,基层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深刻认识"微腐败"专项治理的重要意义,努力查找专项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建章立制工作,常态长效推进"微腐败"治理工作向前发展,是成都市在基层党建工作中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基层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中的腐败问题研究

在深入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腐败问题治理。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是扶贫资源能否真正惠及贫困群众的三寸之辖,不容有失。从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扶贫领域腐败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基层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中存在突出的腐败问题。产生腐败原因是部分村干部权力观扭曲等主观因素、基层扶贫领域民主决策制度执行不到位等制度因素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失衡等环境因素。针对基层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腐败问题要加强基层干部廉政教育、完善基层扶贫领域腐败预防制度、优化农村基层思想文化环境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对动扶贫奶酪者严惩不贷

正精准扶贫工作涉及大量资金、项目,直接关系到低收入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扶贫领域,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强占掠夺等"微腐败"问题,也许涉案金额并不巨大,但正是这样看似"微小"的"微腐败",却直接损害了贫困群众的权益,导致国家的扶贫资金流失,因此必须从重从严查处。近些年,中央纪委及全国各地纪委强化监督力度,剑指扶贫领域     

坚决斩断扶贫领域腐败“黑手”

正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扶贫领域腐败、作风问题也频频出现。"蚁穴虽小溃大堤,蝗虫多了吞沃野。"放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滋生蔓延,不仅会使脱贫成效大打折扣,而且还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整治扶贫领域贪腐问题刻不容缓。坚决斩断扶贫领域腐败"黑手"。扶贫资金是困     

“三同步”推动“微腐败”治理抓实见效

正为进一步做好"微腐败"专项治理工作,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积极创新,将"微腐败"专项治理工作与"1+3+6+X"责任机制、党风廉政建设、纪委开放日活动相结合,纵深推进"微腐败"治理抓实见效。"微腐败"专项治理与"1+3+6+X"机制同步统筹。从优化顶层设计入手,进一步完     

防治“微腐败”不能忽视政治文化因素——本刊专访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卜万红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党的十九大将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的重要任务。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要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把惩治基层腐败同     

扎紧扎密扎牢制度笼子,杜绝基层"微腐败"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切实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密切了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法制日报》,2017年07月03日 ) "微腐败",就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远在天边的"老虎"相比,广大群众对近在咫尺的"苍蝇"之害更有切肤之痛.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噬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微腐败"就是堤坝上的白蚁,将一点点啃噬党的基础,透支党的信用.所以,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基层"微腐败".     

莫让“微腐败”沦为扶贫“绊脚石”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进入空前状态。然而,基层"微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在当前的扶贫工作中,小贪小腐、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极大损毁了党和干部的形象。基层干部长期直接与群众打交道,往往是监督的盲区,或者是管理的薄弱地带。由此,导致基层干部产生"山高皇帝远"的心理,自认为纪律规矩鞭长莫及,对"微腐败"无力过问。在接受群众财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驻村扶贫干部胜任力研究——以辽宁HR县为例

为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选派出大量驻村扶贫干部进驻贫困村、户进行帮扶。驻村扶贫干部胜任力存在差异,实际精准帮扶效果也明显不同。驻村扶贫干部在认知结构、素质结构、行为结构方面存在着胜任力不足的问题,导致驻村干部认知不清,角色混乱;素质不够,能力不足;行动不善,扎根不稳。相关部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快驻村干部角色转变、完善培训体系设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确保驻村扶贫干部具备较强的胜任力,助力精准脱贫事业。     

影响南疆绿洲地区精准扶贫的因素与应对策略 以南疆和田地区三个县为例

和田绿洲地区位于南疆四地州,作为新时期的国家连片特困地区与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2014年以来,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支持下,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但是由于特殊地理、人口、文化等因素影响,脱贫攻坚仍然面临诸多困难,迫切需要结合绿洲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精准施策,促进脱贫成效的提升。     

产业扶贫普惠型奖励项目与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产业扶贫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言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重要治理方式,普惠型奖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的项目类型之一。通过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为分析工具,以中原M县科技局奖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或私人资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规避风险"和"完成任务"维度缺失,面向上价值型关系理性居于首位,"政绩"优先于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惯习"被其他维度覆盖,在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维度内"平衡"优先。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文化扶贫是宁夏南部山区和谐富裕发展的必要路径

宁夏南部山区农民要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做到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并重,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同步,能动地变革特定社区落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传播、注入有活力的现代文化因子,使该区域的社会群体意识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问题始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共有关小资特征与表现的相关论述,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小资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之下构成的。从观念史角度研究分析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一方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     

宁夏扶贫开发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前瞻

宁夏扶贫开发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三西”专项建设、扶贫攻坚和综合扶贫开发三个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都有了大幅下降。回顾和总结扶贫开发工作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宁夏的扶贫开发事业。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理论内涵、经验启示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强调社会力量支持和群众参与,注重聚焦问题且减贫举措精准;把减贫与扶制、扶志、扶智紧密相结合,扶贫开发工作与基层组织建设互促互进,坚持走生态脱贫之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减贫进程,为人类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结构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镇相对贫困的隐患日渐显现。现阶段我国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面临识别标准缺失与治理体系缺位两大现实困境。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收入与福利维度的经济条件、政治权益、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及透明性保证共15项指标的城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旨在为精准识别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标尺。以提升个体可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国家为主导,提供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个体为核心,培育个体的内生可行能力;以市场为媒介,提升重新赋予个体可行能力的效率;以社会为依托,拓宽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渠道。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时期,应据此形成缓解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     

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数据画像”及廉洁治理对策——基于十八大以来125个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迫切需要总结腐败的规律性特征,提升当前和下一阶段反腐败工作的精准性、科学性和及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相互交织,具有明显的主体特征、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类型特征,汇聚而成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数据画像”。政治权力异化内因、政治生态恶化诱因和政治监督弱化外因是腐败犯罪生成的重要原因。强化腐败惩治增强“不敢腐”的法治震慑,优化腐败预防增强“不能腐”的机制保障,改进廉政教育增强“不想腐”的政治自觉,一体推进廉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