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论新时期的“严打”方针

新时期"严打"方针的基本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更好地把握和应用,必须正确认识"严打"与"依法"的关系,正确把握"严打"要求的"从重"与刑法量刑中的"从重处罚"、"从快"与遵守法定诉讼程序的关系,同时,还应正确理解"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两个基本>的真正内涵,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贯彻"严打"方针.     

“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

"西政现象"只有予以"西政精神"的把握,才有实际意义。但无论是"西政现象"的昔日兴旺,还是"西政"今后的再度"雄起",都奠基于"西政学术"。因此,沉湎于"西政现象"背后的"西政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赋予"西政现象"以学术温度,且应将此学术温度化为"西政人"的集体努力,从而使得"西政"在以社会转型为深刻背景的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能有突出作为,进而重振"雄风"。"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是由"西政人"的学术担当性、学术批判性、学术融合性、学术严谨性以及作为集中体现的学术创新性所"供热"的。"西政"的发展谋划和作为工作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都应切中"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就中国法学的发展创新而言,"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应该且能够具有漫射效应。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积极意义分析

"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墨子论证"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外在力量,是推行其学说的工具;鬼神观是道德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约束力量;"天志"、"明鬼"思想也反映出了墨子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认为敬鬼神既是对先人的尊重,又可以联络乡亲的情感;"天志"、"明鬼"思想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的正义的要求,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     

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脏"、"乱"、"差"、"毒"、"低"等。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步推进,水电路气、综合治理,规划为先、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最终建设"生态农村"、"和谐农村"。     

中国特色依法行政应当兼顾合法与和谐

本文认为,实现"合法"与"和谐"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依法行政的历史选择和必由之路。当前的依法行政问题集中体现为二者关系紧张,为此,一方面,行政立法思路要从"治民"向"治官"转变,纠正一概而论、一罚了之、一"堵"为快和一带而过的立法倾向;另一方面,执法思路要从"无情打击"向"真情服务"转变,做到用法、用心、用情和用理。     

"肾藏精"研究述评

"肾藏精"理论是中医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肾藏精"的认识角度不同,导致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对"肾藏精"与"五脏藏精"关系的研究,揭示两者在肾精贮藏、转输、相互调节方面的动态性;对"肾藏精"与"肾主水"关系的研究,提出精水合一、同为生命之本的观点;对"肾藏精"与"肾主骨生髓"关系的研究,得出肾主骨、生髓、通脑,同出一源的观点;对"肾藏精起亟"的研究,发现"肾藏精"在生命活动内外调节方面的重要作用."肾藏精"包含肾和精气的实体和功能系统,干细胞理论的出现,时间生物学和生殖医学的发展赋予"肾主骨生髓"、"肾藏精应冬"及"肾藏精主生殖"理论新的内涵,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从肾论治"相关疾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总结其证治规律,探索其疗效机制,可为进一步临床研究提供思路."肾藏精"中医藏象研究中尚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与不足,需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哲学作为爱自由的学问

"自由"是"哲学--爱智"作为"学术--科学"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和问题,哲学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欧洲哲学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层面:在古代希腊创始阶段,希腊哲人摆脱"知识"之原始经验技术之束缚,确立了"自由知识"之地位;至康德哲学,"自由"通过"实践理性"上升至哲学之最高层面,使"道德"以"自由--职责"为基础;由康德经过黑格尔直到海德格尔,"自由"由"理念"回到"存在".对于"自由"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主体--客体"、"有限--无限"、"存在--非存在"、"生--死"等问题的内在关系.     

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解读

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又要将各种不和谐因素消除。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旨在将"宽松"政策和"严打"政策相结合,既注重"宽",又强调"严",更要求"宽"、"严"相济,"宽"与"严"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追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通过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历史发展作出回顾,然后从"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涵义,再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标准进行阐述,最后指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意义。     

"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

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任何法官都只能对纷争本身做出裁判,而司法是否公正,理应接受民众的评判--"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法官判案是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媒体报道的"事实"为依据,以"舆论"为准绳."媒体审判"、"舆论审判"误导司法之说无从谈起.控制"媒体审判"、"舆论审判"的想法是危险的,实践是徒劳的.     

论孟子心性理论的深度悖论

孟子一方面把普遍性的"恻隐之心"与特殊性的"事亲从兄"分别界定为"仁义礼智"的"端"与"实",并肯定了二者间的互动转化,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义礼智奠定一个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把"事亲从兄"说成是君子"心性"的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并由此否定了"心性之端"与"心性之实"之间的互动转化,结果陷入了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     

村委会选举中海选与直选

厘清了村委会"海选"与"直选"的定义,阐述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联系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践,分析"海选"与"直选"的利弊.总体而言,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发展前景,但实行"海选"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要加强引导,避免负面影响.     

人工智能支配自动驾驶受“电车难题”诘难吗?——一个重构“伤害伦理”的视角

"电车难题"是一个在伦理学上常谈常新的话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的属人性质。传统伦理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就"电车难题"提出了"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两种解决方案。不过,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当代、在自动驾驶技术逐渐由可能变为现实的今天,这一新的要素合置,是否会影响"电车难题"的解决,乃至于直接化解这一难题?本文尝试从"伤害伦理"入手,基于"道德主义"立场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电车难题"进行进一步的解析,并且指出那种可能的"技术主义"解决方案,在根本上是规避"人之为人"的"责任"的"狭义功利主义"的体现,进而说明要在道德主义的"运思"中,不断反思"技术"和"伦理"的关系。     

泉州“海丝”的历史文化魅力与现代开发研究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文化底蕴深厚,本研究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考察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泉州"海丝"历史文化魅力何在以及当前如何让泉州"海丝"魅力重放光彩。物质文化魅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基,非物质文化魅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形,内在精神魅力是泉州"海丝"魅力之"魂",泉州"海丝"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及其历史文化魅力的释放,首先物质层面要保护与开发泉州"海丝"历史文化遗存,其次要重视"海丝"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开发,最后是要注重"海丝"精神内核的升华,将泉州"海丝"文化和精神融入整个城市,走进城市的外在和内心。     

马克思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谈起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他一生中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1、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2、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一般认为,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现"被视之为"哲学",认为马克思是"哲学家";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被视之为"科学",认为马克思是"科学家".部分学者一方面质疑"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而力图论证其为"科学",另一方面又质疑"剩余价值"的"科学"性而力图论证其为"哲学".这样,由"两大发现"而构成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的马克思,似乎又模糊了他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双重身份.通过正确地分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马克思的部分理论作品,我们只能说,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