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裁判及反思

因征收拆迁实施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启动条件的苛刻性,我国房屋拆迁逐渐形成了协议拆迁与征收拆迁并存的二元路径。协议拆迁过程中签订的"非征补协议"宜认定为行政协议。对协议拆迁过程中签订的"非征补协议"的司法审查,不应以违反征收程序而一概认定为违法,应坚持行政协议的双阶审查标准,对"非征补协议"的合法性及合约性进行全面审查。     

构建法院与非诉讼纠纷解决部门的良性互动机制

形成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良性互动关系,利于实现通过多元化渠道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改进和强化对行政ADR的引导和司法审查工作,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佳突破口:借鉴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强化对行政ADR效力的认定;总结劳动纠纷仲裁工作的经验教训,对特种类型纠纷,如果当事人没有经过人民调解或仲裁程序,就把行政ADR作为法院受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予以规范;改进和完善对行政ADR的司法审查工作,同级法院对行政ADR原则上实行一审制的形式审查,如要对协议或裁定(复议)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能启动,形成行政权与司法权运作的和谐。     

试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阐释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意义,考察各国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分析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几点意见。     

论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可能性——以日本行政指导理论的发展为例

与传统的行政行为概念不同,行政指导具有非法律化、非权力性、非强制性的特点。因此一般认为行政指导不可能也没必要接受司法的监督。然而,日本在大量运用行政指导过程中,对其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化,并放弃对行政行为严格的概念主义的理解,从而导入司法审查以协调行政的灵活性、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司法监督的互动关系。参照日本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检讨我国的行政指导理论,将对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有更深刻的理解。     

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以王明德诉乐山市人社局工商认定案为例

一般而言,程序性行政行为是一种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因为其不确定的内容,并没有在现实情况下影响到原告的该有的权利以及所应履行的义务。司法不宜介入审查,其不具有可诉性;原则上,行政行为成熟性标准是"正常行政程序的最后阶段已经完成";但当程序性行政行为已经对公民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将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将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时,应当认为该行政行为已经成熟,适于司法审查。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即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所进行的监督。从具体案例入手。介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内涵，探讨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及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利于制度构建相关建议的提出。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使得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得不到有效的司法监督。为此,本文提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构想,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探讨。     

完善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但存在一定缺陷 ,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确立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 ;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标准     

入世后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检讨

本文在阐释WTO 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及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一些不足,并继而从完善我国司法审查的依据、标准、范围和程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构想.     

行政诉讼事实审查的中国问题——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对事实问题的司法审查上有不同的态度。宏观上看,英美法系国家事实审查标准较低,大陆法系国家审查标准较高。其原因与认识论基础和司法传统、行政程序发达程度、司法审查法院的性质和地位、诉讼中法院调查原则等有关。现阶段我国的行政诉讼应当保持较高的事实审查标准;长远看,只有在建立发达、完善的行政程序之后,才能考虑逐渐降低事实审查标准。     

论新时代涉法信访的公众参与

新时代涉法信访处于攻坚阶段,公众参与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臆测和疑虑,增强信访制度透明度。发挥党群制度优势,拓宽公众参与范围,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把信访处理结果和信访人诉求交付公众评判。让公众参与之声取代纠缠闹访杂音,成为涉法信访过程中化解难题的溶解剂。     

"法治安徽"研究

建设“法治安徽”,是安徽省委提出的重大战略,对地方法治建设合理性的理解,是“法治安徽”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法治安徽”不是法治的行政区划化,而是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契入安徽省情。“法治安徽”与“平安安徽”和“依法治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法治安徽”的建设重点应是法治政府和司法公正。“法治安徽”必须以尊重人权、尊重财产、尊重契约、重视公民社会的培育为核心理念。     

未成年犯的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基于A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调查

信任是人际之间沟通、合作以及参与组织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成年犯走上越轨的道路与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比较低存在一定的关联。人际信任受到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而未成年犯的父、母教养方式均显著偏离常态。调查发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复杂甚至是矛盾,故而父、母教养方式的单个维度与未成年犯人际信任水平不显著相关。相对于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典型的未成年犯而言,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复杂,未成年犯的人际信任水平则比较低。     

新时期安徽电影文学事业的回顾及当前启示

新时期以来，安徽的电影文学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是“文学皖军”崛起的标志性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安徽电影文学事业没有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进入低谷。安徽文学界应当借鉴鲁彦周等先贤的实践经验，革新题材，改进创作手法，同时树立全国意识，努力把握最新创作动态，加强与全国电影界的交流合作，争取再次进入全国电影文学创作的前列。同时建议安徽省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在安徽设立全国电影剧本交流基地，建立优秀电影剧本奖励机制，跃升安徽电影文学的创作水平，进而带动整个安徽电影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行政协议纠纷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

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和发展使行政协议在国家行政中的地位变得日益突出,随着行政协议在实务中的广泛应用,协议纠纷的案件也与日俱增。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将行政诉讼作为行政协议的救济渠道。然而目前我国行政协议纠纷的司法救济无论是在立法上亦或是在实务操作中均不完善,其理论研究上均缺乏系统性。从行政协议的概念界定出发,分析我国行政协议纠纷的类型及司法救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筑牢我国行政协议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于安徽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研究

该文综合分析了安徽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现实基础，认为安徽仍存在发展层次低、财力弱、潜力挖掘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将安徽省纳入“长三角地区区域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次全面推进安徽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等建议。     

文化改造的逻辑要义及实施方略

文化改造是“五大改造”新格局的应有之义。文化引入罪犯改造,其核心在改造,关键点在于“文”的价值和“化”的力量。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文化才具有改造人的价值意义和归正力量。文化改造在当下的提出和实践,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凸显新时代中华文化对罪犯思想的凝聚力和文化对罪犯心灵的滋养力两个方面。文化改造罪犯的要义逻辑构成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文化来改造罪犯,解决用什么文化来改造罪犯的问题,构成文化改造的逻辑起点;第二层次,怎样以文化来改造罪犯,解决文化改造机理问题,构成文化改造的逻辑内容;第三层次,文化改造罪犯的目标何在?解决文化改造罪犯的价值取向问题,构成文化改造的逻辑目标。     

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

作为三大尖端技术之一,人工智能在众多领域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人工智能不断与法律融合,法律服务领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从传统的“互联网+法律”正逐渐向新兴的“人工智能+法律”转变。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服务领域已成为趋势,原本由初级律师承担的工作正在逐渐自动化。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应用既有优势,也有风险,应当注意平衡人工智能与律师关系、堵塞信息漏洞、系统防范恶意利用。     

政治改造的哲学价值及教学范畴

政治改造在监狱“五大改造”新格局中占据统摄地位。监狱强调以政治改造为统领,对当下我国监狱改造模式的转型升级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政治改造,既涉及罪犯本人,也考量监狱职能的实现,更关乎法治的运行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其哲学价值在于:一是修复罪犯的反社会性;二是实现监狱属性的归回;三是回应广大人民的期盼。在监狱的运作层面,必须把握和设计好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三个教学范畴,以增强政治改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强化新时代高校讲坛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校园讲坛是传统的课堂教授之外,延伸课堂学习内容、构建知识共享平台和传播先进教育理念的重要补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其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针对性、实效性等方面作用显著。强化新时代高校讲坛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需从创新举办形式、打造品牌效应、完善配套制度等三个方面着手,以不断推动讲坛健康发展,切实发挥高校讲坛的育人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