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了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同时也关乎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在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规范不断受到冲击,整个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社会资源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摆脱这一困境之路径选择可以从农民利益表达主体层面、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层面及资本层面来考虑。     

当代中国个人品德建设的时代困境及其出场路径

当代中国个人品德建设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双重历史语境中展开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个人品德建设遭遇着"传统-现代性"这一结构转换的时代困境和由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分化带来的现实难题。对此,当代中国个人品德建设的回应方式和出场路径必然包含两重维度:重释传统和重构现代性。     

析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整合

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和共性使命,现阶段,社会整合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转型期是社会进行破旧立新、分化整合的时期,是社会的利益调整、结构转换、机制转轨、观念转变的综合体现时期.在当代中国,若不及时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整合,就会发生异质现象,甚至导致政治局面不稳定.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铸造坚强的社会整合主体--中国共产党.     

我国利益结构分化及政府在利益平衡中的作用

随着改革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社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加深.这种利益结构的分化说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利益失衡,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必然要求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整合.政府应在整合各部门利益,平衡利益矛盾中发挥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利益主体日多元化，利益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和冲突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峻的挑战。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制度安排，优化执政党的利益整合机制，增强利益整合功能，有效整合多元利益主体，协凋利益冲突．化解利益矛盾，实现巩固执政地位的目标．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选择。     

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的价值选择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日趋分化,利益矛盾凸显,党的执政基础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些都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严峻挑战,因而迫切要求其提高利益整合能力。     

现代性、中国问题和精神重建

欲望的主宰与感性至上原则成为现代性问题的深层维度。在现代性问题域中审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及其重建之路等中国问题,既基于内在精神结构的欲求、情感、认知、评价、意志、超验等维度概括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转型的具体内容,也从优化制度结构、整合文化生态、归位精神结构、发挥内在精神的传承性、整体性和能动性、倡导理想信念等方面探讨了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秩序的可行性路径。     

和谐社会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探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时期的社会整合战略,它为党的社会整合提供了方向和路径,也为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指明了着力点。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必须正视利益分化的现实,以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为归宿,建构起以利益整合为核心、以制度整合为保障、以价值整合为基础、以组织整合为依托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机制,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实现对当代中国利益分化社会的有效整合。     

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与实现方式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行政机制总体呈现政治化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农村行政在执政党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运行以及国家行政与农村政治整合过程的高度融合。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其具体实现方式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基础之上的动员、任务和命令。政治化行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促进了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使执政党、国家、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代价，并且为国家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不少隐患。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社会生态要素分析

经济利益的分化和对立,导致形成特定的经济利益结构,引发中国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并支撑着特定阶级利益代表的政治集团。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政治秩序发生变化,传统政治文明开始转型,新的社会思潮以及新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和发展,新兴文化的涌动和传播并引导着新的价值取向和引发了新的实践运动,以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     

新中国初期的政治整合研究:过程、特征与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将原来松散的社会重新凝结起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新中国开始了“改造式”政治整合的过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各阶层被纳入到“集体化”的生产生活组织网络，由国家主导的利益分配秩序正式确立，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得到清除，最终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阶级社会。尽管执政党在政治整合中发挥了“一元整合”的主导作用，但是还是注意到了民主党派的整合功能，在局部萌动了良性的整合框架。经过初期的整合，新中国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既定目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这种“机械性”整合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社会发展屡屡诉诸社会动员，很少在提高生产力和挖掘可持续发展动力上下工夫，因而就缺乏长远性和战略性。     

利益矛盾、村庄秩序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新时期,农村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日益凸显,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从利益矛盾和村庄秩序两个维度解析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预防机制：完善农村老年人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村利益均衡机制,整合农村利益关系;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加强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与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在社会整合中中国共产党面临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组织分化、文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等挑战,必须以利益整合为核心、以组织整合为重要手段、以意识形态整合为重要途径,建构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阶层分化过程中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科学定位

伴随社会的结构变迁和阶层的不断分化,当代中国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收入差别扩大化、阶层矛盾尖锐化的趋势,这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行社会整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现实课题。要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对其社会整合功能进行准确而合理的定位,即以塑造合理的阶层结构为根本目标,以维护社会公正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最终目标。     

城市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解构及其重建

现代性的极端发展及其解构力量,给城市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在现代性的阴影下,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对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结构,培育现代城市社区的"共同体意识"是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核心问题。积极构建社区参与共同体、社区服务共同体、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共同体和社区自治共同体,是重建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与重建

当前,村民自治治理模式虽然被普遍推广,但转型期中国农村呈现出的高分化低整合特点,给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必须重新整合政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权威,构建农村治理的全面基础。     

和谐语境下的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

我国正在从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的社会步入一个利益分化比较严重的社会。严重的利益分化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加强社会整合，通过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中间组织的社会整合作用、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整合机制，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研究

利益整合是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目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复杂化给党的利益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坚持法律在利益调节中的首要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政党制度利益整合优势，针对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增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统筹各阶层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物质收益持续提高。然而,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的基层治理格局,导致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经分离是珠三角农村的一项综合改革,通过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政经分离改革引发了农村基层治理秩序重构,农村选举焦点将从村委会转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亟待突破户籍限制,构建现代服务型社区;农民的制度规则意识、市场风险意识、责任主体意识均需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