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实现村民自治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治理的探究

在村民自治中,村委会通过选举民主的方式解决了"权力获得"的问题,对于其行使的"权力监督"又是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来执行。而对"权力行使"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会更加符合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并没有明确的机制,这导致在村民自治中具有治理意义上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这两方面民主的真空。而若干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成为填补这一真空的有效机制。因此在村民自治中吸纳协商民主,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治理,才能够真正地"找回自治"。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共同民主治理:互联网社区治理分析——以新浪微博社区为例

新浪微博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社区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司治理或政府治理,是一种混合型的"共同民主治理"。这种模式由"政府—企业—网民"三种力量联合构成,不同的治理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合作。其中,社区委员会主要负责维护社区基本秩序,实施社区治理;同时,国家机构参与监管,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公司也进行监督,保障微博正常运作;重要的是,每一个网民也实施自我约束和自律,由此创造出一种自治型的互联网社区。"共同民主治理"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发挥了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作用,也逐步培育了理性与协商精神,最终促成微博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有多远?——基于体制创新的视角

<正>"治理"理念的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由此,标志着"治理"理念正在从学术层面向公共政策层面转换。在治理语境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依托,如何实现从社区     

行政规范自治：社区协商治理的向度、过程与进路——基于多案例社区比较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鲜明指向。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广泛实践使城市社区如何衔接好自治与行政的关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道路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其中,社区协商作为治理进路之一,考察其在现阶段如何实现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制度化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将共识塑造和行政惯习作为认识我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向度,并选取了民政部协商典型案例中的三组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区居委会从民意整合到共识回应的衔接推进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过程。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居委会的能动性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上级部门以行政问责与资源下沉等方式实现对社区自治的规范性约束,使前者在约束性框架内开展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进路。由此展现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纵向衔接行政体制与基层自治的重要组成,其中,行政力量正成为引导和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动要素,行政规范自治的过程推动了基层民主实践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契合。     

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基于长春市长山社区治理实践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街居制的改革,社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并日益成为城市基层矛盾交织的"场域",为此,必须通过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大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长山社区作为物业弃管小区,其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的治理成效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治理社区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样本。长山社区的自治之路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行政整合过度"的问题,社区治理体制还不够完善,要保证长山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还需要更进一步培育社区的自治能力,并且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     

村民自治的治理单元究竟如何确定?——基于对既有实践探索与理论争论梳理的思考

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开展了以村民自治的治理单元调整为突破口的实践探索。这些探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学界持续的争论。通过对既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争论的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村民自治的治理单元,仍将以行政村作为基本单元,但其在类型上、层次上、抑或形式上会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治理单元的调整,应遵循以因地制宜为原则,以治理有效为标准,以自治落地为目的,在坚持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前提下,构建类型多样、层次分明和形式丰富的村民自治治理单元体系。     

行政消解自治:理解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一个视角

行政消解自治是国家汲取型体制下乡政与村治之间带有必然性的一种关联方式,它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在税费征缴年代呈现出工作上的共谋性利益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交往上的情感共同体相互映照的关系,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危机日益彰显的重要原因.税费征缴时代行政消解自治的滞后效应是造成...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制约关系分析

本文从乡镇自身、村民自治与村委会关系两方面探讨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冲突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 ,并就此提出了若干对策。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对恩施州村级主职干部队伍现状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而村级主职干部则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力量,我们趁恩施州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换届的时机,对恩施州村主职干部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调研中发现村主职队伍的现状虽然整体比较稳定,但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村主职干部由于工资、养老、工作环境等问题,辞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这一现状是由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乡镇政府的"悬浮"及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型体制都弱化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没理顺,"村治"也就难以达到其实效。其解决的思路就是,一要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建设,二要重新夯实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中间阶层即乡镇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注入资源,而是重塑"乡政"的结构。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基于村民自治视角的思考

当中国的民主主要尚停留于原则精神等理念层面,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更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和输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在农村民主政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村民主意识的提升,农民操作民主技能的提高,这时国家力量就应该退出农村社会,为农村民主政治的自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起到＂守夜者＂的...     

边界模糊的治理:集中农转居社区的类单位化自治之路——基于对山东省M社区的调查研究

集中农转居社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独特现象之一,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色,亦发展出一些富有实践与理论价值的社区治理类型。M社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将政治自治、经济自治、社会自治统合于边界模糊的类单位化治理格局中,这种治理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集体性事件、身份确认、混合式治理接续建构着这种混沌化的治理格局。由于这种治理格局深嵌于我国尚未完全去单位化的社会背景之中,加之其社会转型的缓冲器作用,类单位自治模式仍有阶段性的发展空间。     

社区自治与共治的模式整合及其优化路径——以苏州市山池街道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效能关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基于苏州市山池街道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的基层实践,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分析新形势下城乡社区整合型治理模式形成的驱动要素,从治理清单、服务供给、组织能力和治理单元等方面出发,探索基层治理中权责不对等、"悬浮式"服务、"...     

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到社区善治——社区建设的主要研究视角述评

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在我国兴起,在实践和理论领域,出现了从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单位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治理理论等不同视角就社区建设及其发展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展现了社区建设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走向社区善治的发展方向.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基于村民自治视角的思考

当中国的民主主要尚停留于原则精神等理念层面,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更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和输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在农村民主政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村民主意识的提升,农民操作民主技能的提高,这时国家力量就应该退出农村社会,为农村民主政治的自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起到守夜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