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公共政策的新视角,探讨了公共政策、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及其目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在我国应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新理念,并就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围绕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构建发展一个科学的中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和具体建议。     

利弊之间: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科学分析

知识产权制度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功能在于维护知识权利的正义秩序和实现知识进步的效益目标。近代英国和现代美国是知识产权政策的有效运作者。发展中国家须在国际贸易体制的框架内,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作出知识产权制度的选择安排。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百年史,是一部从被动移植到主动决策的政策发展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政策目标引导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必须调整、完善和提高。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理清的关系之一,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政策促进科技创新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各国实践表明,知识产权政策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积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选择。     

中国为什么需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范畴的提出表明知识产权成为公共政策考量的对象，从而发展了知识产权固有的私权本质。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等诸多实践背景，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也为理论上反思知识产权战略的正当性提供了镜像。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前提条件，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备，知识产权运行体制的建构和知识产权运行中的问题意识，而知识产权战略对于经济增长，自主创新，政治文明和文化理念的正负效应，则成为战略话语得以生成的理论动因。     

国外知识产权战略政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源于欧洲,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导致了不同的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亚洲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国知识产权促进战略的采取。不论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经验,还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等后起之秀卓有成效的知识产权促进政策,都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进行,我国应当采取创新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论纲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将为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具体学科的理论支持,为其他与我国相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示范.从“是否有必要”、“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构建”的经验性思考和总体框架等五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论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建设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借助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独立性不足、质量和水平欠佳、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建设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应赋予其新的角色定位和运行机制.建议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独立性,大力发展高校和民间知识产权智库;追求精品,打造高端;开放协作,提升国际化水准;努力扩大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力,增强知识产权智库在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试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的基本矛盾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存在外压与内需、政府与市场、数量与质量、统筹与分散四大矛盾.在分析这些矛盾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试析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外部环境、体系构建、目标设置、组织模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矛盾、推动发展的思路,以利于科学地认识和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首届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科技法学奖获奖人巡礼 优秀人才奖

何敏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1990年开始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涉及民商法、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等方面。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985“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创新基地项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法律环境研究”、国家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我国科技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评价体系研究”和“政府投入科技威果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以及欧盟合作研究项目“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科技政策与科技法律的变易及影响因素研究”等12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知识产权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知识产权”加上一个“学”字，可以引导人们关注“知识产权法”之外的其他知识领域，进而为建构知识产权学科提供理论支撑。“知识产权学”以知识产权法学为底色，以知识产权经济学、知识产权管理学、知识产权信息学、知识产权社会学、知识产权教育学、知识产权史学、知识产权哲学等为“四梁八柱”，共同构成“知识产权+”学科群体。以此为基础，从“知识产权学”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四个方面，加之行政和司法体系、法律政策体系、职业职称体系的现实策应，可以清晰呈现“知识产权学”的学科体系概略。     

地方官员政策偏好的风险防范及整合

地方官员因其处于特殊的地方权力体系当中,故其个人偏好容易代替社会偏好直接进入政策制定过程,造成公共政策的决策风险加大。分析地方官员政策偏好特别是不良偏好的表现形态及原因,寻找地方官员政策偏好风险防范及有效整合措施,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课题。     

论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适应性

知识产权制度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利益分配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其制度生成具有对市场经济体制、宪政主义国家以及理性主义文化等法治社会基础的适应性.当代中国在构建"创新型国家"过程中须认真对待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基础的知识产权政策,也要改善适宜其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竞争政策视野下商标权取得制度研究

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发展实践表明,单一使用取得和注册取得均各有利弊。正因如此,二十世纪以后各国商标权取得制度在竞争政策的引导下呈现出融合趋势。"自然权利"理论为商标权的正当性提供了道德基础,"实用主义"财产理论则为商标权所蕴含的竞争政策内涵提供了理论支持。商标权取得制度具有丰富的竞争政策内涵,但在其制度发展过程中有时亦呈现出与竞争政策的不适应性。突出商标法对竞争的内在激励作用,促进商标取得制度与竞争政策的融合应成为我国商标权取得制度完善的方向。     

试论惠农政策的执行力

提高惠农政策的执行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然而在惠农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却存在执行不力,投入资金总量不足,地方配套资金＂缺位＂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惠农政策的效果。为此,应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惠农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的惠农政策实施机制,以增强政府的执行力,提高惠农政策的有效性。     

官僚机构与公共政策

官僚制是一种被设计来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理性的组织结构,然而在一个高度复杂和技术导向的社会中,官僚机构不但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是主要决策者。     

试论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都是基本的经济政策,并且在主要方面都体现为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竞争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在追求的目标和面临的现实条件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功能上具有相互促进和补充的作用,但是两者在作用的领域、价值观念和取向以及具体处理和作用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内在的差异性和潜在的冲突.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是对公共政策议程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金登指出,政策制定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这三种溪流共同影响了公共政策议程,且当三种溪流相结合时会打开政策之窗,进而迎来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本文将多源流理论引入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分析案例中的三种政策溪流及政策之窗,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的关注,提出解决方案,并最终推动新的公共政策出台。     

Arts and Culture Indicators in Community Building: Project Update

The author questions the arts support system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examining whether the cultural policies during 1990-2006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s sector, the enhancement of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artists. His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financing mechanisms that support artis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the collective mentalities that dominate the cultural sector and public policy have strongly influenced cultural policy in Romania.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weighty legacy of the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paternalistic attitude that dominated for so long in Romanian history have acted as constraints on th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ts and artists. The post-Communist cultural policy remains dependent on historical patterns and, despite some attempts of reform in the late 1990s,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a noninterventionist policy and a more effective arts support system emerged.     

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

"背俗故意致损",是在权利和利益区分的基础上进行侵权法思考必然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设立第826条时,并不具有利用该条将法律与道德、习惯等法外规范相连通的直接目的。第826条的功能在后世学说的解释中形成了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两大功能群。试图为"背俗"设置实质判断标准的实质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批判,并且在学说上出现了将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作为第826条核心功能的观点。故意要件的本质是在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纯粹经济损失领域维持行为人的预见性。法解释对该要件有所软化,但不宜将故意降低为重大过失。背俗要件的判断标准存在于判例之中。应当借鉴动态系统理论,以本土判例为素材,建构我国的"背俗故意致损"判例类型。纯粹经济损失概念并不表达一个真正的类别,而是包含了千差万别的事物,该领域不存在一般保护规则。"背俗故意致损"只是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中的"最小值"。应当建立特别规范、保护性法律和"背俗故意致损"三层纯粹经济损失的立法保护体系。     

包容性发展维度下的公共政策建构

包容性发展是当前我国发展理念的新成果,也是我国发展方式的新转变.包容性发展价值理念为我国公共政策的设计、建构和完善提供了价值参考和行为导向.在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当下,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坚持包容性发展的价值理念,走包容性公共政策建构之路,从而化解利益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