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权归属浅析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以采．进行了三次释法，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都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文对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法律备文的分析．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依据授权可以解释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两地的法制差异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基本法的起草者们照顾到了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区别,精心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双重”解释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围绕基本法的解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远远没有达到基本法所希望的两全其美的效果。笔者建议,应该考虑采取在中央和特区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创立良好的宪法惯例、人大不主动释法等措施改进基本法的解释权行使。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 1 999年 1月 2 9日就内地子女在港居留权的判决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后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在这一事件中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本文拟就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略论行政解释的定位及其规制

行政解释是一个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在行政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 ,其中既有程序方面的问题 ,也有对行政解释本身的定位方面的问题 ;既有事前的行政解释权设定方面的问题 ,也有事后对行政解释权的规范、制约方面的问题。应从宪法、组织法到基本法律层面规范和完善对行政解释权的设定和有关行政解释权运作的程序性规定 ,建立一整套对行政解释权的监督、约束机制 ,并确立行政解释在法律解释制度中的合理定位 ,探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合理运作、有效制约的机制。     

从香港"无证儿童案"看基本法的解释权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对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在港的居留权案(又称“无证儿童案”)作出判决。引起很大的争议,争执的焦点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本文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的阐述,指出其存在的一些立法不足。     

香港《基本法》解释体制的内在张力及其缓解——从人大针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说起

2016年11月,因香港立法会个别候任议员就职宣誓中带有“港独”言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针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了解释。这引发香港民众的热议和争论,其焦点是《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中香港终审法院提请释法及其与人大主动释法的关系问题。《基本法》设计的解释体制因两地的司法传统差异,导致集中释法与分散释法之间的不对接、最终解释权与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屏蔽,从而形成了主动释法与提请释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此,应该依据法律纠纷涉人涉事的区域范围、关联关系和重要程度,通过人大立法(解释)划定两地的释法范围;同时制定特区《基本法》解释的技术规范,指导特区法官的个案释法。     

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

在我国，法律解释问题在理论上早已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在立法上也有一定的体现。然而对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问题在立法上还体现得不够明确，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从学理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的问题，揭示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对完善现有体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和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权的涵义 在我国，学术界对“法律解释”的涵义有多种表述。有的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同予以界定，主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如：“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     

传统与新秩序:“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普通法

香港《基本法》保留了原有普通法传统,维持了香港法律制度的延续性。香港回归后,香港《基本法》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法院在适用《基本法》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普通法的限制,发展了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通法。在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层面,终审法院运用目的解释方法,赋予其权利宽松解释与限制狭义解释的内涵,在传统的方法论框架下,适用新秩序下的宪制文件。     

"一国两制"下香港法院的宪制角色分析

正确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问题,必须同"一国两制"这种特殊的国家结构形式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正确理解和切实贯彻"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才能正确定位"一国两制"下香港法院的宪制角色.香港法律界有一种以法治和司法独立名义排除中央权力的错误倾向,对香港《基本法》进行宽泛解释.香港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法院的权力受制于中央权力.香港法院宪制角色的主要内容是:香港法院的司法独立不能脱离中央权力,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有限的,香港法院应谨慎行使司法审查权,香港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是必须承担爱国义务的治港者.     

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的性质——从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是否有法解释权的角度分析

本文在分析学者对专家组、上诉机构是否有WTO法解释权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专家组、上诉机构拥有WTO法的解释权这一观点及其理由，并说明了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与国际法院相关制度的异同，以及对该解释的评价并据此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是WTO法的非正式渊源。     

我国税法行政解释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税法解释主要是行政解释和有权解释.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具有以下特点:行政解释性文件成为税法执法的主要规范依据;税法解释与法律漏洞填补共存,法律解释权与立法权密切的结合;解释形式繁杂,规范化程度不一;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分享解释权;地方性税收规范泛滥;缺乏有力监督.根据税收法治的要求,应当对税法行政解释权做出规范,税法行政解...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辨析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的定位、解释权配置、解释的正式渊源及解释场合等问题。《香港基本法》应定位于宪法性基本法律,其解释权配置可概括为＂一元两级主从解释体制＂,对有关释法主体都适用的正式渊源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为宜,对其解释场合应做最广泛的理解,而《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性质是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权。     

回归与发展: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意义

新中国历部宪法都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和安排,1955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初步展开,但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却使其发生较大变化。2000年《立法法》以专节规定法律解释问题,变相否定了现行法律解释体制,还原宪法对法律解释体制的安排并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的最终决定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和统一司法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解释活动,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其他有关机关则享有提出解释要求等权力,以作为对法院行使解释权的制约。立法法体制应当成为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基本方向。     

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条件的反思与明确

14年来8次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的“乱象丛生”.未来需要以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对刑法立法解释行使条件进行合理规范,借助《立法法》修改等立法时机,逐步构建体系化的刑法立法解释权合理行使的机制,从实践中理顺了立法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也就为立法解释权的正当合理性增添了最大的说服力.     

司法解释的定位研究

司法解释发展至今,其"立法化"倾向日益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抽象解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凸显。因而要进行司法解释改革,在制度上确立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并立,并同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法律地位,废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确立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制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的制度;区分不同的解释情形,不同的解释内容,实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     

试论我国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权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宪法解释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上存在缺陷以及解释权主体归属不明,因此,应当对比国内外法学界的理论,完善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和建立冲突机制,才能够对我国宪法解释权研究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