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谐求创新——福建省莆田市法院系统多元调解衔接机制初步形成

2005年9月以来,福建省莆田市两级法院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人大、政府的大力支持,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和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下,积极探索和优化多元调解衔接机制。该机制经过四年多的实践探索,深化提升,已经形成了“党政领导、综治负责、司法引导、多元衔接、合力调处,共促和谐”的基本框架和工作模式。由于该机制的框架比较完整,运行比较顺畅,成效比较显著,2009年还被中央列为全国维稳先进经验之一。     

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机制——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要积极推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并立足司法调解,着重提出了加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有机结合的具体意见。《若干意见》的出台,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的完善。     

关于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问题的研究

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节器”，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两道防线。因此，在大调解格局中，加强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建设，实现优势互补，相互配合，这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要求，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论中国律师调解工作机制的困境

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改革,律师调解工作机制随之进行试点.律师调解机制是充分发挥律师专业能力、化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和谐问题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律师调解工作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实践中存在例如与督促程序的衔接问题、与司法确认程序衔接、缺乏调查取证权等一系列运行困境,导致律师调解工作不能有效运行,因此本文最后提出参照...     

浦东构建大调解格局的思路与实践

调解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发展，新型矛盾的不断涌现，仅仅依靠人民调解一种手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坚持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切入点，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解决新时期矛盾纠纷有效的调解方法。上海浦东新区司法局根据本地特点探索三种调解问的衔接、协同途径。     

关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调查和思考

为更有效地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及时总结、完善和推广各地构建多元化调解机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浙江省高院成立了专门课题组，对全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调查，基本掌握了全省开展多元化调解的基本情况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建设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对如何推动和完善这项工作提出了建议。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的调解重构

在全社会都在积极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浓郁氛围下,本文立足于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中国的本土资源,分析比较异域相关调解制度,通过改革现行的调解制度,构筑多元化、互动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而促进调解制度的完善。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     

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当前．如何应对多发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职能作用，彰显群众自治、政府服务和调解为民的社会管理新理念．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一个重大课题．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正>2019年8月,我国作为首批缔约方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批签约国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韩国等46个国家,截至2019年9月,签署国已达51个。长期以来,与诉讼和仲裁一起,调解一直作为主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但是,与前者相比,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性质上仅仅属于合同契约,缺乏强制执行力,这成为     

困境与出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委托调解制度论析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委托调解制度在司法社会化与社会司法化的趋势下孕育而生,在实践能动司法、调整社会资源、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践操作中,如何找出一条合适的途径是充分发挥委托调解制度效能的关键。     

《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起草说明

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于2007年9月20日第五届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以下简称调解规则),这是本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制定的单行的调解规则。调解规则将于2008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会以成为公正、廉洁、高效的多元化争议解决机构为目标,本会之所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理论与实践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具有客观必要性,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两法衔接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提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二是严格依法办案,认真解决衔接工作中的问题;三是加强立案监督和行政监察,为移送工作提供保障;四是推动各地搭建数据平台,实现案件信息共享;五是狠抓一批大案要案,并查办不移交案件背后的职务犯罪,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深入开展。     

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法院调解制度重新获得重视,有再度兴盛之势。法院调解制度是适应国家治理社会需要的产物。国家社会治理战略的调整必然影响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转型时期社会自我解纷能力低下和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法院调解制度将继续发挥社会整合与治理功能。而对法院调解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审判权本位"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提高法院调解的制度化程度,构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是法院调解发展的未来走向。     

比利时调解制度

比利时王国(The Kingdom of Belgium)位于西欧,北连荷兰,东邻德国,东南与卢森堡接壤,南和西南与法国交界,西北隔多佛尔海峡与英国相望。陆地面积30528平方公里,人口1149万(2020年1月)。相对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比利时较早接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在调解立法与实践方面不断前行。     

作为诉源治理机制的行政调解:价值重塑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CSSCI

行政调解具有其他调解制度所不具备的独特比较优势,新时代国家试图使行政调解重现生机,发挥其作为常规性解纷机制的诉源治理功能。但囿于立法阙如、"诉讼中心主义"观念、"压力型维稳体制"等诸多因素掣肘,行政调解面临合法性不足、权威性流失等多重困境,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防线上整体退缩。为使行政调解摆脱制度困境,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重塑行政调解的价值,对其进行法治化重构,尽快制定《行政调解法》,明确调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提高调解协议效力、完善"三调联动"机制、推动调解社会化,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合作。这既是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由之路,亦是面向美好生活的应然之需。     

诉讼调解的价值基础初探——兼析民事诉讼调解难的成因与对策建议

一、调解难的成因分析(一)审判与调解的价值冲突其一,诉讼调解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与审判工作的价值和功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也与权利本位的价值观相抵触。我们在做调解工作时常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双方当事人都作出适当的让步,其实说穿了就是动员和说     

厦门市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成为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的共同课题,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和部门在重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2005年10月26日,厦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完善多     

坚持调解优先 着力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周永康同志最近指出，要着力把调解优先的原则更好地体现在依法调解经济社会关系中，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吴爱英部长也指出，要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主线。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期政法工作执法思想、工作方法的深化，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在政法工作中的生动体现，符合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发展规律，反映了大众趋和决事的心理，符合新时期群众工作本质要求，对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