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和中国法治变革的动力模式

三十年法制改革的动力,从整体上看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在法制改革的初期阶段,这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动力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从法制变革,特别是行政法治改革语境看,自上而下动力模式在逻辑上和现实上也有明显的局限,存在着动力衰减的现实可能性。为了使法治改革在秩序和变革的平衡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应当引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双重推动力。     

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之路的开拓

毛泽东提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始终。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描绘了关于宪政建设的图景:民主是宪政的灵魂、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宪政的法律表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政制度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政府是宪政建设的关键所在等。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开拓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之路。     

中日近代宪政道路不同选择的历史约束条件--兼论中国近代宪政与革命的关系

中国近代宪政开始是模仿日本,后来却走上了一条和日本不同的道路,一条通过革命走向宪政的道路。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存在不同的历史约束条件。本文从三个方面,即对外部挑战的反应方式、原有的权力格局及其调整以及传统思想资源中的革命观念,对中日两国宪政道路选择中的不同历史约束条件进行了比较。同时还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革命和宪政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中国宪政是在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前行的。对于中国宪政事业来说,这是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阻滞宪政的力量不断受到重挫,宪政的层次不断得到提升,但是宪政事业也一再被打断,形成一种跳跃式发展的非连续过程,从而影响到宪政建设。     

中国宪政之路若干反思

清末开始仿照西方立宪，到20世纪末已近百年。其具体路径是以国家为主导、以激进革命的方式推动宪政实践；脆弱的社会基础不能支持宪政；宪政发展模式上或盲目移植或自我封闭；中国宪政的主导思想是重理性主义而轻经验自由主义。这些就是百年宪政之路提供给我们的历史资源。当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又一次面临宪政道路的探索，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宪政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

和谐社会的思想内蕴和宪政建设的精神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一种利益谈判与妥协机制,宪政使得任何利益主体或权力主体都不可能垄断利益资源、操纵决策过程,从而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性支撑。在近代立宪过程开始之前,西方社会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市民社会,民主政治亦显露雏形。而我国宪政的发展并非完全来自于社会内部的自发性力量,而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推进的。这就注定了宪政在我国不可能纯粹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其斑斓成熟既需要社会自身孕育适宜的水土条件,也需要政治精英的理性建构。的确,一…     

统合宪政建设模式与刑法社会化的实践阐释

统合宪政建设模式是一种新的超越了上下之争的宪政模式,这一模式为刑法社会化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统合宪政建设模式要求在刑法社会化进程中,强调刑法的公域治理,形成多核治理的实践格局;重估理性与经验的价值,承认经验性法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将其有选择地引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中;注重制度文明与制度需求两者之间的融合与互济,以免由于过度偏爱或迎合政策的需求而日渐丧失其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民盟与旧中国的宪政运动及其反思

旧中国第一次宪政运动推动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第二次宪政运动推动了民盟组织的建立。民盟在旧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不断修正其思想主张,力图探寻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民盟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观点,依然值得重视。     

论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宪政建设道路,引出中国宪政发展现状,对中国走宪政道路的必要性进行理性分析,清晰认识中国当前宪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其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     

论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宪政建设道路,引出中国宪政发展现状,对中国走宪政道路的必要性进行理性分析,清晰认识中国当前宪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其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     

＂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渐进宪政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以行政法为主线

当代中国宪政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依托行政法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我国二十多年来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发展进程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有限理性是宪政渐进的理论基础,稳定是宪政渐进的社会基础,转型中的经济是宪政渐进的经济基础,儒家传统文化是宪政渐进的文化基础。未来中国的宪政发展仍应遵循这样一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路径。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宪政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消极宪政,其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任意干预。这种消极宪政虽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但同时又抑制了国家权力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成为20世纪以来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积极宪政所关注的,是在保证对国家权力有效规范和制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能动作用,促进人权保障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积极宪政。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发掘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制度优势,在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能动作用,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模式与路径选择上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蓝本——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理论精髓

《纲要》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划建设法治政府蓝图的纲领性文件,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是《纲要》的核心精神,也是《纲要》的最大特色。《纲要》的理论精髓体现在:(1)《纲要》贯穿的内在主线:监督、规范行政权与保护、扩展公民权相结合;(2)《纲要》规定的基本内容:依法行政理念与依法行政制度相结合;(3)《纲要》确立的法治目标:建设法治政府与形成法治社会相结合;(4)《纲要》选择的法治道路:自上而下政府推进与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相结合。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宪政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宪政模式的选择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证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政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制度,首先必须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也论宪政的标准

对于宪政是什么这一问题 ,已有的两种回答方法———定义法或内容和要素归纳法 ,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对宪政的界定 ,既要让人们弄清楚宪政是什么 ,又要让人们明白宪政不是什么。用宪政的标准来界定宪政 ,为回答“什么是宪政”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宪政有其产生和运行的前提条件 ,有其存在的形式、内容和目的。其中 ,民主和法治是前提标准 ;有限政府和人权保障是目的标准 ;契约性是形式标准 ;自由是内容标准。以上诸项 ,是检验真假宪政的试金石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