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户籍开放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63个样本城市的评估

根据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各城市户籍改革方案,在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户籍开放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方法对全国流动人口比较密集的63个样本城市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总结了被评估城市户籍开放度的总体状况和特点,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制定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提供依据。     

统筹城乡户籍条件下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基于重庆户籍改革引发的思考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重庆市,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了作为配套改革重要内容的户籍改革新政。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造成公民权利差异、身份不等和迁移受阻。究其缘由,政府"懒政思维"便是重要的罪魁祸首。然改革户籍能否成功不在于户籍的简单转移,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剥离捆绑与附着在户籍上面的各种"福利包",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统筹城乡户籍的条件下建立与完善进城农民社会保障等相关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配套机制。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之研究——以《户籍法》的颁布为研究视角

户籍法律规范一直是解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行之攻坚力量,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尤其是产权理论,在推进一项新的社会制度之有效变迁方面举足轻重,在一部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完善方面同样是中流砥柱,对探索制定一部统一的《户籍法》,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影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正由紧到松,但各地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仍有局限性。只有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彻底分离,促进户籍制度的功能回归,才能实现户籍制度的有效改革,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转型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新探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盲目性、不彻底性,法律规范滞后及定位不准等困惑。为此,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强化户籍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分类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以及尽快完善户籍立法等户籍制度改革路径。     

论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回顾与改革前瞻

我国户籍制度植根于几千年来的封建文明之中 ,现行户籍管理模式仍然没有超脱历史的羁绊。在经过建国初期短暂的自由迁移后 ,195 8年开始进行严格限制户口流动 ,逐渐形成我国目前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 ,户籍制度有所改革 ,主要集中在小城镇。随着我国加入WTO ,户籍改革正在加快进行 ,实行全体公民的居住和迁移自由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居住证制度改革新政:演进、挑战与改革路径

在国家性制度措施基本确立的背景下,我国将开启流动人口的"居住证时代"。居住证制度改革新政是逐步解决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推动我国户籍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居住证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地方实践不断上升到国家性制度安排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发展而来的。因此,总结和梳理居住证制度的演进历程,深入研究和探讨居住证制度存在的瓶颈性问题,对于居住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提出了居住证制度的改革路径。     

对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现行户籍制度与当代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发展形势极不适应,特别是城乡二元户籍体系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方向的城镇化建设不合拍。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户籍立法,制定统一规范的户籍管理制度,解决好“人户分离”问题,消弭“村规民约”的影响,逐步让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镇和乡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天津市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形式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户籍改革具体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作为大城市的天津,如何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好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我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及构想

我国现有户籍制度运行多年，已根深蒂固；实行全国统一户籍制度，条件尚未成熟；附着于户籍制度的福利过多，改革难度太大。应当从取消“农业与非农业”二元户籍制度入手，由中小城市改革试点逐步向大城市乃至全国过渡，进行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     

宝鸡建设特大城市的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正经历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新跨越,特别是近年来新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不断崛起。地处关中西部、渭水之滨、关中——天水经济区核心地带的宝鸡,在建设大城市的过程中,有着良好的机遇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宝鸡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抢抓机遇,前瞻性地消除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问题,更好地打造一个既富有关中地域特色,又富有现代化都市魅力的大城市。     

发达国家的工作福利制对中国低保政策的启示

20世纪末,很多发达国家都对原有的社会救助政策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共同趋势就是在社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中实行了工作福利制。虽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改革背景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随着低保制度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劳动能力者被纳入低保范围,一些原有的消极救助政策在今天已不适用,我国应借鉴国外的一些积极的救助政策。     

论国家安全与签证制度改革

基于国际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以国家安全为视角，研究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调整其移民政策以及改革其签证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可见各国签证制度的变革往往是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为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应从新时期的华侨政策、人才签证和打击“三非”等方面改进我国的签证法律制度。     

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新取向

中国政府改革是一个涉及中国整体改革的大问题。因为政府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也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连。回顾近15年来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转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正逐渐从有限政府转向有效政府。     

新农村建设与我国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新农村建设与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一样,是实现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繁荣富强的重要一环。从构建我国治安防控体系的角度讲,加强新农村建设,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不仅能够有效地减轻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里无业流动人口犯罪的压力,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治安混乱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应借助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优势,构筑大中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一体化的治安防控体系,以实现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     

农村公安派出所推进社区警务工作的困惑与出路

随着我国各大中城市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农村社区警务改革将成为农村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改革的必然趋势。科学地划分社区、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深化改革、明确职责以及依靠基层政权加强治保会建设是构建农村地区社区警务战略的关键。     

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

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司法改革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双重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大城市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度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工具,自“社会指标运动”兴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陆续建立的有不下数十种,但此前尚无一种能够适用于我国社会转型后大城市社会发展的度量。为此,我们设计了专门用于评估我国大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经试测检验和国家权威机构专家的论证,认为其涵盖性和逻辑性较强,能充分体现我国大城市的社会发展特点,并能对其进行比较客观和准确的评价,亦具有较强的分析比较功能。     

上海特大城市卫星城发展研究

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城市化,而特大型城市正需要发展卫星城。卫星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借鉴的同时,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卫星城概念;充分考虑“三转”并存的现实状况;保持建设规划的连续性,防止卫星城建设半途而废;建设与国际大都市目标相适应的卫星城;打破地方分割;用优惠政策吸引居民迁入;利用级差地租;引进高等学校;发展轨道交通;加大建城力度;扩大卫星城建设资金来源;为国际大都市建设置换空间。     

行政审批局模式:何以有效,何以无效?——基于市场主体视角的政策效果实证

近年来,成立行政审批局是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有关该模式效果的争议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科学评估。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基于市场主体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检视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效果。平均处理效应与动态处理效应表明,采取行政审批局模式能够显著、持久地提升市场投资水平,而对新建企业、专利研发、交易费用的改善不具有明显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明显或较消极;在西部及东北地区,政策普遍呈现出潜在或显著的积极作用;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政策对市场投资、专利研发、交易费用均有潜在或显著的改善作用;在普通地级市,政策仅对市场投资领域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基于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行政审批局的建设需要扬长补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整体智治,推动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的竞争中显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