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三大理论基础.一是分权制衡原理,目的是防止暴政与腐败、保护公民自由,表现为议会主权、职能分工、配合制约、程序尊让的具体要求.二是公益有限原理,目的是明确检察机关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范围,主要标准是外在客观实在利益与内在主观公共意志的统一、内容合理性与过程正当性的统一以及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检察政策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灵活调整.三是诉讼类型化原理,据此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细致的分类,以便发现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     

检察裁量权正当化探讨

检察裁量权是法律赋予并受法律约束的一种司法权力,是检察官所享有的有限的程序权利。自由裁量行为受个人意志和法律意志共同支配,既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策略选择的过程。实践中检察裁量行为的失当性根源在于客观合法性和主观可接受性的缺失,对应策略原则是裁决合法性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其途径是论证合法性,通过法意阐释;寻求可接受性,主要通过法益衡平和程序修正。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如何整合新的社会力量,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利维坦”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构建

现代国家以个人权利、授权、社会契约等观念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无疑,它的整个论证逻辑深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即自然法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基础。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同样也是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同时,博比奥的分析也说明了霍布斯是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因此,自然法理论将霍布斯的“利维坦”与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联系在了一起,即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观念和论证逻辑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的基础或原型。     

论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调整与重建

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关系到政治秩序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建。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经历了从由历史功绩、个人魅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提供过程，现在正处由“政绩合法性”提供向由民主法治提供的调整和重建的过程之中     

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

政治合法性是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反复遭遇的问题,其绝对基础乃是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作为统治者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被人民接受的承诺,乃是政治建构的终极合法性基础。这个基础构成官方与民间、造反者与统治者的对话平台,形成人民进行造反或革命的终极理论根据,并成为区分革命与造反的终极标准。因为儒学在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化的历史过程中记录、阐发和弘扬了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并成为古今之间的沟通平台。     

有效性:执政党建设的新视角

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外在逻辑,在政党主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执政有效性的内涵在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语境下包括价值、组织、制度、过程、结果五个层面。执政有效性的立体构建需要做到:执政党自主化、执政基础自治化、执政党整合功能完备化、执政文化科学化。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