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安全视域下南海渔业纠纷探析CSSCI

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依赖海洋资源,地缘政治深受海洋影响,渔业纠纷往往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重点。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已成为关乎南海海域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资源匮乏、民族情绪、领海争议等原因,推动南海相关国家对渔业纠纷进行安全化操作,激化南海渔业纠纷。在此背景下,协商建立渔业合作机制为南海资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台。渔业合作机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将会不断弥补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聚合、加快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进程,而渔业合作机制也将成为综合安全治理的着力点。     

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现实思考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南海问题相关各国在低层次国际市场竞争的现实制约了南海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非传统安全合作与跨国际市场梯次的共同开发将不仅有利于改善解决南海问题的外部环境,而且有利于增进相关各方的互信,推动深层次的共同开发。南海问题相关各国关系的发展和共同利益的增加将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     

日本主导东南亚反海盗合作机制对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重视东亚海洋安全问题,倡议建立亚洲反海盗多边合作机制,在筹建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机制进程中取得主导地位。日本借此介入并主导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地区反海盗执法联合行动,在地区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并对地区关系产生影响。日本的主动行动隐含排斥美国、牵制中国的意图,为日本未来在亚洲海上安全领域发挥作用打下基础。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与局限性研究

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中美博弈态势下的泰国南海政策

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美博弈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在加剧,而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的南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博弈竞争的重要角逐场.美国为维持自己在地区的传统大国地位,以"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为借口,多次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不但助推了南海军事化,更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此外,美国还极力介入和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除了组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围堵中国之外,还积极发展同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企图形成制衡中国的同盟,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博弈竞争日益加剧,在影响地区安全的同时,也给地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选边站压力.在此背景下,泰国等地区中小国家,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施行所谓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把自己塑造成调和地区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中间变量.在经贸、人文领域深化同中国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在南海、湄公河安全合作等地区安全议题上,泰国出现了"制衡中国"的态度倾斜,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平抑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让中美等大国在地区形成竞争均势,以达到游离于域内外大国之间"两头讨好"的目的.     

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亚国家之间在传统安全语境下零和博弈的关系态势。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利于促进地区性身份认同的构建和我们感的形成,并激发出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进而形成稳定的合作应对机制。中日韩三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历程表明,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的东北亚环境安全共同体已经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安全观和共同体观会发生变化,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模式也将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东北亚地区共同体的构建持乐观态度。     

大国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的新发展

冷战结束后 ,大国安全关系基本上是在矛盾与合作共存、摩擦与协调并行的框架内运作。在经济领域 ,经济安全已成为大国安全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 ,大国关注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 ;在军事安全领域 ,大国在重视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 ,加快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的同时 ,以武力干涉地区冲突的军事霸权却日趋猖獗 ,导致大国安全关系的紧张。但总体而言 ,协调与合作仍然是大国安全关系的主流 ,这是冷战后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地区实践与历史经验——关于中国-东盟推动区域合作与治理南海问题的考察

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发展为主线,分阶段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治理南海问题和推进区域合作的互动进程可以看到,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以及共同、合作与对话的安全观,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于区域合作,坚持“东亚方式”与“双轨模式”,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处发展与安全议题的成功经验所在。这种地区经验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具有高度共同性,充分说明两大倡议来源于中国外交的长期实践。未来,面对美国发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区变局,中国与东盟应坚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继续聚焦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性安全,从而确保南海形势的稳定并寻求最终解决之道。     

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     

印太视域下日越南海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日本与越南不断推进涉南海领域的合作.两国南海防务合作逐步常态化、机制化,涉南海经济合作日益全面、深入,涉南海议题支持配合更加多元、多样.日越南海合作既有提升南海议程设置地位的战略考量,又有利用南海合作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等动机,对地区局势稳定和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带来切实的负面影响,但受战略需求不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合作效果会一定程度被削弱.中国在坚定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应通过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有针对性地与日、越等国开展务实合作.     

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地区安全制度扩员的机制与动力

在各种地区安全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扩员是推动制度转型和功能拓展的一种常见举措.目前,学术界围绕国际制度扩员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单个制度的具体分析,较少构建统一的解释框架.文章提出,制度发展需要和主导国战略规划会推动地区安全制度进行发展型、嵌入型、制衡型和对抗型这四种类型的扩员.具体的地区安全制度的扩员节奏和类型则由其制度化水平和内部权力结构决定,前者将地区安全制度区分为低水平的安全对话机制和高水平的安全组织,后者则包括霸权结构和均势结构.霸权结构的安全对话机制在扩员节奏上最快,均势结构的安全组织扩员节奏最慢.在类型上,所有地区安全制度都会进行发展型扩员,嵌入型扩员更多出现在霸权结构的安全对话机制中,制衡型扩员更加契合均势结构的安全组织,而对抗型扩员一般由霸权结构的安全组织推动.文章以东盟地区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进程为例,来论证提出的地区安全制度的扩员机制.     

南海地区新局势、新挑战与新思路——2023年度“南海论坛”综述

2023年南海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危机频发,南海问题依然是全球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和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应对亚太海洋安全新形势,相关问题亟须深入的探讨与总结。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3年度“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南海维权维稳斗争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美国与小多边机制干涉南海的挑战与应对、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历史视角和法律斗争新态势与新挑战,以及增进南海合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面对法律、认知、话语斗争等诸多形势变化,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证据链建设和话语权构建,结合具体条件重塑相关实践的规范性,增进南海合作和共同开发。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评析

东盟中立政策是其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东盟处理成员国间关系和国际与地区问题的政策基础,对东盟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反映在东盟各层级会议形成的各项文件和东盟秘书长的发言中,彰显了东盟作为南海问题非相关方的超脱精神和道义责任。然而,目前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正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中立政策的走向,未来主要取决于东盟内部与对外互动和博弈的结果。现任东盟秘书长在南海问题上多次不负责任地发出偏离东盟中立政策的言论,中国和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警惕,并要采取果断措施促其改正,以避免对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解析

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对南海局势亦开始予以密切关注,成为影响南海问题发展的新的外部因素.无论从经济、安全还是政治层面来看,南海及其邻近地区对澳大利亚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南海问题对澳大利亚而言“非常重要”.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三个基本取向:与美国保持相近立场;防范中国“控制”南海;力倡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并对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方面只要能够增进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南海有关声索国之间的互信,完全可以控制、减弱甚至消除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