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乎? 尴尬乎?

前些年,说到中国经济,对“富饶的贫困”一说很为心动,甚至可以说是震憾。完全以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只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利用好、发展好。后来阅历渐多才知,人均资源我国是比较可怜的,谈不上“富饶”,只是当初我国生活水平很低,人们对生活的欲望也低的一种错觉罢了。但“富饶的贫困”一说在当时对国人是起了“警钟”作用的。     

盟友乎?毒药乎?

近一段时间,台联党接连不断地抛出“参选总统须在台湾出生”、“将闽南话列为官方语言”、“明确界定台澎金马为领土范围”以及反对开放8英寸晶圆厂赴大陆投资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议题,不仅挑动了岛内的统独争议,激化了朝野对     

法律水平乎?办案作风乎?

最近，笔者在几家大型报刊上拜读了几篇旨在表彰司法机关在若干案件的“末端”弄清了事实、征治了罪犯的功绩文章，颇受感动。于是又翻出了自己剪辑的其他类似的文章来研读，结果在朦胧中得出结论。似乎司法机关的领导和干警要想办好案件，除了应该认真学习和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与全党的其他同志同步，加强和改进自己行业内的共产党员的作风。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衙门乎 刁民乎?

新华社记者去年曾对辽宁省某市信访办作了四天暗访,得出了一个结论:“老百姓告状难。”2001年12月14、15、17、19日,上访群众均超过600人次,大多数人入不了信访办,极少数幸运者即使进得了,也只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记者访问了40个上访者,问“上访有用吗?”     

屈原、杜甫:爱国乎,愚忠乎?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远没有成为历史的话题,有人在惊叹屈原、杜甫博大精深、震古烁今的创作之余,又常生疑窦:被誉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屈原、杜甫又近乎是愚忠的典型。爱国乎?愚忠乎? 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岁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权力。孟子主张“君权天授”。韩愈在《原道》中则对君、臣、民的权力与义务作了通俗的解释:“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为官乎?为私乎?

廿四史当然不是什么供消遣的书,但其中并不少有趣味的材料。《晋书》说,孝惠皇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便引得不少后人发笑。其实如果将虾蟆拟人化,则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喊,叫,写文章,其动机不是为官(或曰为公),便是为私(或曰为己),总难超出这“两为”的范围,惠帝之问,也并非问得完全没有道理。     

“元”乎?“充”乎?“讫”乎?——吐鲁番出土的唐朝高昌县给田文书中■字作何解释的问题

日本史学家西岛定生氏所著《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著作。它特别着重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几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细绎唐朝高昌县给田退田文书,并据以论述均田制实施的情况。著者对文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给以高度重视,作出许多颇有创见的解释。如大谷2604号文书的单数行中有以朱笔或墨笔记的“昌”、“大”、“戎”等字,其他文书中有“西”、“尚”、“归”、“城”、、顺”、“化”、“平”、“戎”、“昌”、“大”等字,西岛氏称之为“加笔字”,释为高昌县安西乡、归德乡、顺又乡、尚贤乡、崇化乡、太平乡、宁戎乡、宁昌乡、宁大乡、武     

“法盲”乎?“心盲”乎?

“法盲”乎？“心盲”乎？○耿法在某些流行一时的观念上，切莫随波逐流走入误区。比如“法盲”这个词，现在已经用得过多过滥，近于广告用语了。其实，一个人懂法多少与是否犯罪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生活中固然有因不知法而触犯法律的案例，更有大量明知犯法也偏要以身试...     

文人乎?商人乎?——听陈彬说自己

盛夏,上海徐家汇玉兰公寓的一幢高楼里。这里就是陈彬在上海的家,一套两室一厅的居室。我们一跨进门槛,只觉得屋里琳琅满目。定神环顾,才发现内中充斥无序和凌乱。那些“古董”外表的灰尘告诉我们:主人很忙,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不会开口说话的“菩萨”了。陈彬的确很忙。自从他那本处女作《我的上海经验》出版发行之     

涅槃乎?轮回乎?──经济潮中青年人的精神世界

涅槃乎？轮回乎？──经济潮中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寂云当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在巡途中发表一系列对中国建设有重要意义的谈话以后，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古老的华夏土地上荡起了强劲的经济潮；惯于弄潮的中国青年则以不同的方式纷纷下海，成为这股历史潮流中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骤悍水显然，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为中国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青年发挥新的作用搭好了舞台。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面前：对经济生活将产生积极作用的原则，对精神生活是否也将产生积极作用？或者换一种更直接了当的问法：如果青年们在经济生活中遵循商品价值规律的行为应该得到肯定，那么青年们在精神生活中受商品价值规律影响而形成的观念是否同样应该得到肯定？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涉及到经济法则的理想适用范围的认定），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涉及到跨世纪一代人精神面貌的塑造）。空论无凭，我们最好还是投身潮流，实地看一看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洗礼”的青年的精神世界。究竟冠之以“涅”好，还是名之曰“轮回”好。人生理想的生生灭灭拥有未来者必拥有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是从来不会缺少理想的。但放到一个具体的时代，比如放到现在这样一     

饮食文化乎?烹饪文化乎?

近年来，研究、谈论饮食文化之风甚嚣尘上，仿佛刚刚发现似的。其实，早在一九八三年全国烹任名师会聚北京表演时，已经提出中国烹任是科学、是文化、是艺术的观点，即认定烹任文化之存在。数年之中，虽也未间断有人在谈论烹任文化，总也零零落落，不那么热。不知为什么近两年热门起来，而且换了话题，成了饮食文化了。烹任文化，饮食文化，或许认为一而二，二而一，一回事。然而却不。例如，有人便贬烹任不过是“烧饭做菜”，即一种手艺而已，骨子里头泛出瞧不起的神情。而饮食便不同了，那是一种文化享受，或者是高级享受。饱腹美撰佳肴之…     

喜乎?忧乎?三个老模范奉献的背后

笔者想写他们，又不知该怎样写他们。他们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们是民政部门的服务对象，他们是万人夸奖的先进人物。面对他们，笔者的心却隐隐作痛……“老奉献”的苦衷谁人知晓两碗菜汤，几个白馍，一碟辣椒，这便是他的午餐。身穿补钉在，脚蹬爬山鞋，这便是他的全副武装。他，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龚黑娃，向笔者谈起自己的经历：“我是披麻袋片长大的，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战斗中，子弹打掉了我的眼球，从此便残了，只好回家当了老百姓。不过，咱是在部队受过教育的，干啥也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丢掉两只眼，还有一双胳膊两条腿呢，照…     

礼重,则情亦重乎?

过春节,亲戚朋友一起热热闹闹,互相拜拜年,谈谈过去一年的收获和新年的打算,本是可以的。有的同志在外地工作,回来探亲,顺便给亲友带点微薄的外地特产,“礼轻情义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却有了“发展”,非自外地探亲,又非亲朋好友,也兴起送礼之风,而且大有“礼重情亦重”之势。你一定看到春节期间,XX家里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中间有些是寻亲访友的,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来“意思意思”的,不用说,这家人家一定是当官的。     

公正乎? 科学乎?——与朽木次郎商榷

产生于2000余年前的《越人歌》,是研究中国中南部地区古代文化的一颗珍贵“化石”。它在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许多年来,关于《越人歌》的研究成果一直受到有关学术界的关注。     

代际模糊:青年正在消失乎?

很多人对很多的社会现象都感到了一种越来越多的不理解与不适应。因为社会正在发生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变化。“代际”现象只是其中之一。对此,很多人都想到,“青年”正在消失。“青年”的年龄正在扩散;“青年”的界定正在模糊;“青年”的地位正在下降;“青年”的权力正在丧失。“代际”问题在８０年代初、中期的存在形式其实是“代沟”问题。人们用“沟”来形容、描述“社会代”的状况,意在“不可逾越性”;而在现在一即将进入２１世纪之时,用“际”来形容、描述“社会代”的状态,意在社会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代与代”之间是可以转化…     

“风中可有我乎?”

近日读报,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在某县召开的一次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一位领导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风中可有我乎?”让与会者思考。当然,这“风”指的是“不正之风”。据说,这个问题一提出,当场就有几位“长”字号把摆在自己桌面上的高级香烟和高级打火机,悄悄地收了起来,且面有赧色。道理十分简单,因为按其工资收入,他们不会抽这么高级的香烟,更不会从自己腰包里掏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钱买这么高级的打火机,明眼人一看便知深浅。这个问题提得妙,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在现实生活中,不正之风可谓是“过街老鼠”──人人切齿,个个喊打。然而,在…     

城市容得下占道经营乎?

占道经营一直以来都是市民关注的热点。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对待占道经营问题,政府部门在“堵”与“疏”的博弈中究竟应该寻找一个怎样的平衡点?     

铁乎?情乎?——记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方强劳教所政委袁惠龙

方强农场(即方强劳教所)的人在评价袁惠龙政委时经常这么说,这个人“死心眼”,不但给别人过不去,就连对自己也过不去,“死得很”、“铁得很”。每当论及于此,袁惠龙只是淡淡一笑:“哪有共产党人都为自己着想的?当     

为公乎?为私乎?──民政事业费下拨中的“戴帽”现象透视

曾几何时，在民政事业费下拨中悄然出现了一种“戴帽”现象。何谓“戴帽”？简言之，就是上级单位在给下级拨款时，指定要给下级的下级安排多少。典型的行文方式就是，“甲单位（下级）：经研究，给你单位分配某种款项多少元。其中，乙单位（下级的下级）多少元—…·。”文中最重要的是经过“其中”二字强调以后的内容，它反映了“戴帽”的具体情况。如何认识这一现象，笔者力求从所掌握的事实入手，对“戴帽”进行一番剖析，为公众提供一条尽可能清晰的思路。态势：“戴帽”金额直线上升。为揭开“戴帽”之谜，笔者查阅了1984一1992年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