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毒品犯罪现状及对策思考

受国际毒潮泛滥和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毒品问题仍在蔓延发展,给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同样,西藏毒品犯罪也日益突出,已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西藏的一大隐患。本文通过对西藏毒品犯罪现状的调查分析,就如何应对西藏毒品犯罪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相关对策。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件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刑罚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对遏制毒品犯罪的高发势头，实现我国禁毒形势的持续好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受境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禁毒形势依然较为严峻。为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努力实现我国禁毒形势的持续好转，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继续保持对毒品犯罪整体从严惩处的指导思想，用好用足刑罚武器，     

新疆毒品犯罪现状及其防治对策探讨

目前,毒品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猖獗,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在我国,境外毒品多头入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毒品犯罪案件持续增长,毒品犯罪群体和贩销网络形成,吸毒问题日趋严重。由于受国际毒潮的侵袭、渗透和国内毒情的辐射、互动以及社会、经济、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新疆地区的毒品犯罪活动也迅速蔓延、愈益严重,已成为我国毒品犯罪的重灾区之一。为了严厉打击新疆地区的毒品犯罪,有效遏制毒品的蔓延,必须运用多元化的手段来进行全面、持久的综合治理。     

边境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探析

受地缘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文化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云南省边境地区德宏等地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呈现新的特点,如毒品犯罪严重、家庭涉毒和未成年人吸毒引发次生犯罪问题突出,犯罪治理难度大。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面临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特殊制度落实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应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适合边境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协作机制,推动完善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配套工作体系。     

当前边境地区走私、贩运毒品犯罪的特点研究

当前,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和复杂。而在毒品犯罪中,走私、贩运毒品犯罪占相当大的比 例。当前,边境地区的毒品犯罪呈现出策略灵活多变,雇佣贩毒突出,利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进行毒品的走私、贩运,人体藏匿毒品形 成新高潮等特点,需要予以重视。     

论广东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广东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猖獗局面是国际毒潮压力下形成的，是世界毒品生产和贩运转移的结果。其现状表现为大要案频发，内外勾结、跨区域作案，科技性增强。受国内外毒品犯罪形势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广东毒情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其中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因素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制造新型毒品犯罪的变化与打击对策探讨

近年来，我国制造新型毒品的违法犯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蔓延，制造新型毒品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成为这类犯罪的首选。在打击制造新型毒品犯罪活动的十多年中．制造新型毒品犯罪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制毒技术、制毒地点选取、制毒规模、制毒原料等发生着悄然变化，这些标志着新型毒品制造技术得到了提高。面对新的变化，缉毒理念需与时俱进、立案时应进行财富调查、办案时应追缴毒资、擒贼须擒王的同时还要竭力抓获制毒师傅、实施案件倒查查清易制毒化学品的来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宁夏同心县毒品犯罪问题研究

受市场利润、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同心县的毒品犯罪问题异常严重,涉毒区域逐年扩大,吸毒人员持续增多,毒品来源途径多样化,毒品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当前,加强预防毒品犯罪,加大禁毒宣传法治教育力度,依法打击贩毒、吸毒违法犯罪活动活动显得迫切而必要。     

毒品犯罪死刑问题研究

出于现实中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我国现行刑法的毒品犯罪仍然保留了死刑。但是,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我们应当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从立法论角度看,出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以及受到毒品合法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力争废除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保留的死刑。     

毒品犯罪扣押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毒品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犯罪之一,且呈高发态势,加之犯罪类型和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变化,给司法办案提出了不少挑战。笔者通过对近几年本地检察机关办理的数百起毒品犯罪案件的梳理分析,发现侦查机关在查获毒品的最初环节,由于对毒品的提取、扣押、称重等方面缺乏规范性做法,存在诸多不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起诉和审判工作,带来不少教训。下文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毒品犯罪扣押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供大家商榷。一、对当前毒品犯罪扣押中存在问题的简要分析涉案毒品是毒品犯罪案件最重要的物证,不仅对     

广东地区外国人涉毒犯罪特点及对策探讨

近年来外国人涉毒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毒品犯罪案件已成为外国人在广东省境内犯罪主要的类型,呈现出犯罪主体有组织化、犯罪手段多样化、利用物流快递渠道贩毒、案件处理过程复杂等特点。广东警方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完善日常管理和重点管控模式、依法将在粤外国人的非正式组织纳入政府管理、建立快递业的禁毒“大查控”体系等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在粤外国人涉毒犯罪的增长态势。     

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关系

国际犯罪是指由国际法创设或者推动因而被国际社会普遍确定为犯罪、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跨国性、涉外性、违反公约性都不是国际犯罪的基本特征。国际犯罪不是从国内犯罪发展而来的,它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并列范畴,是"犯罪"这一共同上位概念之下的子概念,从渊源上讲,两者基本上分属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犯罪危害的性质、针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定者不同三方面。     

2003''广州地区打击毒品犯罪的回顾与思考

现阶段,广州渐已成为跨国(境)贩毒的重要转运站、省内外毒品的主要集散地、毒品违法犯罪方式的辐射中心和国内毒品较大的地下消费市场。广州地区毒品犯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国际的、国内,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等因素交织的结果。公安机关缉毒部门在工作中,应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缉毒队伍向专业化、高素质化的方向发展,拓宽毒品犯罪情报信息来源渠道,阵地控制向规范、高效方向发展,用高科技手段侦查、取证,充分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毒品案件侦查手段,加大对毒品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拓展缉毒的警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努力开创缉毒工作的新局面。     

关于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立法的思考

在确定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时,适用传统的刑事管辖权理论面临诸多困境。许多国家的立法以及《网络犯罪公约》都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而我国关于网络犯罪管辖权的立法明显滞后。为了惩治和打击网络犯罪,我国应根据可能、公正、方便及国际协调原则,分别确立网络犯罪的国内管辖权和国际管辖权。对网络犯罪的国内管辖,可适用刑法中的地域管辖理论,借鉴民事网络案件的管辖权规则,以网络犯罪的IP地址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在网络犯罪的国际管辖权方面,建议确立以属地管辖为基础、以法益受到损害的关联性为补充的有限扩张原则;同时,应通过参加或缔结网络犯罪刑事管辖的多边或双边国际条约来解决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     

广东省法学会禁毒法律政策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综述

2014年1月7日,广东省法学会禁毒法律政策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广州市举行,会议主题是"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禁毒执法、司法热点问题研究"。会议采取专家论坛与专题论坛相结合的形式,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两者的契合提供了平台,创新了年会模式。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毒品侦查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与发展机遇,广东毒情严重,网络贩毒、利用物流和快递贩毒、外国人贩毒等成为近年凸显的犯罪形式,毒品案件侦查中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存在诸多不足,没能形成证据链条,电子证据获取与运用困难,会议就上述几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国际禁毒公约对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启示

二十一世纪,毒品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国毒品滥用及毒品犯罪的形势也日趋严峻。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禁毒公约的理念和方法,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我国禁毒刑事政策,以便更有效地遏制毒品滥用和毒品犯罪。     

战争罪的国内立法研究

战争罪是在战争或者武装冲突中发生的违反战争法规、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战争罪主要是国际法上的罪行,但国内法院也承担着追究战争罪罪犯刑事责任的重要任务。将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里规定的战争罪转化为国内刑法上的犯罪,是我国作为缔约国应当履行的条约义务。但我国《刑法》只有第446条和第448条规定的两个犯罪才基本符合国际法对于战争罪的定义。我国《刑法》应当专章设立“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使其包括战争罪等核心罪行,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刑事管辖权,有效地避免我国公民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以便享受《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补充管辖原则提供的益处。     

What drives national support for multilateral climate financ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Australia’s shifting stance

The fulfilment of wealthy countries’ commitment to mobilise $100 billion a year in climate finance by 2020 will hinge on maintaining domestic political support in contributor countries. Predictability in flows of climate finance is likely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climate finance system and the broader climate regime. However, at present it remains unclear how the 2020 target will be achieved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at drives fluctuations in support among contributo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at may explain fluctuations in national suppor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ustralia’s climate finance from 2007 to 2015. Drawing on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ith officials and stakeholders, the paper tracks two domestic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support for climate finance—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ublic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and two international factors—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peer pressure. While some accounts view climate policy choices as being driven primarily by domestic factors, we find that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orientation on domestic climate policy and aid explains some but not all variations in Australia’s stance on climate finance. International peer group effects have moderated the positions of two governments that were otherwise reluctant to act on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policy reforms combined with improved multilateral oversight and more established replenishment cycles could bolster support in contributor countries and thereby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the climate finance system.     

国际航空犯罪法人刑事责任及其国内立法转化研究

2010年《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国际航空犯罪法人责任,法人责任以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表法人实施劫持航空器等国际航空犯罪为要件,法人为此承担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公约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立法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世界各国国内法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态度差别较大,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刑事责任,德国国内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行政责任,意大利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民事责任,我国仅在个别航空犯罪中规定有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我国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和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在我国刑法中取消法人犯罪法定化限制,全面规定包括航空犯罪在内的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