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委员会换届对诉讼主体资格的影响及其解决路径

司法程序中,业主委员会在诉讼期间遭遇任期届满换届,对于业主委员会能否继续诉讼,审判实务中见解不一。有些法院采用“主体资格丧失说”,认为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即为主体资格终止或丧失,不宜再作为诉讼主体资格继续代表全体业主进行诉讼;也有一些法院认为业主委员会在诉讼期间任期届满,应视为诉讼行为能力丧失,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待新一届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再继承诉讼。上述司法实务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小区业主的利益面临损害时不能及时得到司法的救济。本文作者试图将任期届满的业主委员会,视为其主体资格的继续,而委员的换届选举仅为内部成员的变更,从而解决业主委员会诉讼主体资格存续障碍的问题。     

浅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和谐地统一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一个谈论颇多的话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制度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有赖于行政、司法各方面的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本文对我国现阶段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进行分析,对未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制度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浅析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在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首次在立法层面上提出业主委员会。纵观各层次的法律规范,有关业主委员会的法律规范有很多,但是关于其法律地位立法者选择了回避。由于法律没有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性质,从而导致其是否具有诉权不得而知。尽管现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赋予了业主委员会作为原告的一定的诉权,但是各级各地法院仍有不同的裁判意见,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日益频繁。笔者认为,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应该一一对应,即实体法与程序法在主体制度上要平衡,在2017年《民法总则》的出台以及《民法典》制定的背景下,应该赋予业主委员会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     

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催生出一种新生事物——业主委员会。《物权法》的出台是一种进步,但其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及法律上的定位没有做出实质的规定,针对性不强。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各级法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个地方法院在讼诉中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同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国,做出的判决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有需要进一步分析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达到全国统一性认识。本文从业主委员会的产生、性质、面临的问题及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这几方面来阐述。业主委员会在解决小区业主之间的纠纷,对于调整社会关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地位和作用上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对我们民主建设也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债权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对政府撤销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不服,持证人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当然地具有行政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向法院申请对案涉土地使用权证采取了诉讼保全的单位和个人,是否属于行政相对人,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存在争议,本文对此展开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笔者的观点。     

对业主委员会行使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权”的质疑

我国现行立法对业主委员会行使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权问题缺乏明确具体规定,引发法学界和实务界各种争论,莫衷一是,也给物业管理实践带来混乱。因此,我们对业主委员会经营权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探究

伴随着公共利益侵害事件的频频发生,虽然我国有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规定方面仍然存在模糊的问题。为了更好的规避和妥善解决公益诉讼问题,本文将国外在社会团体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规定作为参考,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框架,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者提供一定帮助。     

业主知情权纠纷之预防与处置

近年来,业主知情权诉讼在国内日益显现,最高院在2011年民事案由修订中已将其明确列为一单独的物权诉讼类型。因业主是住宅小区的共有权利人,其首先对涉及住宅小区之共有权利的相关情况和资料具有知情权。此乃行使业主管理权之基础,亦是保障业主自治的前提要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主要就业主知情权纠纷之预防与处置展开探讨。     

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本文以小额诉讼的概念、建立小额诉讼的必要性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为出发点,通过分析我国现简易程序的利弊,总结制度实行中面临的困难和窘境、以及我国民事诉讼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进一步分析了民事小额诉讼程序在各个方面应当改进或变动的内容。     

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之完善

纵观各国,小额诉讼程序均被纳入民事审判程序中,其作用不可小觑。在经过了多年的学术争论和各地试点之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小额诉讼的条款。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是该项制度能否发挥其价值的必经阶段。因此,在看到审判程序创新的同时,应结合国外理论及实践,进一步思考该程序在中国国情下能否得以有效服务于我国的纠纷解决及司法价值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