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是中国特色政府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对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作进一步的学理性分析,需要探讨构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与“NGO”、“第三部门”理论对话平台的可能性,以及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对于实际运用的意义。     

论我国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思考——从大部制改革谈起

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强盛的基本政治前提,大部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有效政府管理体制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机构改革,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政府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应当以宪法政治为依据进行机构改革,这样才能理解政府存在的本质,才能回归问题的起点,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本文对大部制改革的实质从宪法的角度予以阐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宪政发展途径。     

网络对政府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影响及其对策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1]由于政府在政治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其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无时无刻不地进行着政治社会化。网络的出现和扩张,对政府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通过加强政府上网工程、创新政府职能、强化政治文化等途径来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才能使政府在政治社会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及启示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而行政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载体 ,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 ,是政府与市场的连接点。所以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也是一国政府能力大小的显性表现。如何建立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是各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文章以美国、日本、英国政府机构改革为切入点 ,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一般规律 ,以益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西方政府“善治”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善治”理论是西方政治学中关于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一种理论模或。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协调、互动过程的理想状态,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比较东西方的行政改革,它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共同的,理论和实践的轨迹也有许多重合之处。因此,中国政府可以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参考和借鉴西方政府的“善治”理论,推进我国行政改革。     

构建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公共关系模式——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强大的“权力性政治”和孱弱的“权利性公民”并存，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方面存在不足，束缚着地方公共关系的良序发展。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价值转换、理念提升、渠道拓宽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强化公共关系互动，为地方治理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循环“怪圈”的形成与突破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这一问题的形成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目前政府机构改革必须汲取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突破“怪圈”的羁绊，建立一个精简、统一、高效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体制。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和谐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逢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略论行政的社会性与社会化——行政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行政所推行和执掌的政务与政事,不仅限于国家的政治性事务,也不仅是政府的事。行政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并作用于人类社会。行政可分为前国家行政、国家行政、后国家行政等历史类型。国家行政主要侧重于政治域的立法行政、司法行政、政府行政及政党行政等。应基于自然与社会,行政与社会、政治与社会,政治与国家、行政与国家、政治与行政,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治、政党与行政,现代性与现代化、社会性与社会化等相互关系,从时间与空间交织理念的维度,分析论证行政社会化与行政现代化的辩证关系问题,以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社会化的时空穿越,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社会化的历史进程。     

略论政府包容性

政府的包容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和直面研究的现实问题.政府的包容性问题何以被提出以及如何界定政府的包容性,政府的包容性与社会的多质态共存的关系如何,政府的包容性与国家的民主共和性的关系如何,政府的包容性与其公共性、政治妥协性的关系如何,以及政府包容性的限度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论题.立足“大政府”视角的分析表明:不具有绝对排他性乃是包容的特质,我国政府包容性主要是由我国社会的多质性、国家的民主共和性、政府的公共性、人民性、政府政治妥协性所决定和要求的.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包容是一种互动的理念引领、制度安排和整合过程,应当做好人民性这篇大文章.研究政府包容性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于促进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力军。民营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加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增加国家税收及外汇收入等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依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业准入配套政策，改善融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其经营行为的监督和引导，提高企业内部的革新力。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非传统安全问题生成当代世界的发展困境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冷战后凸显出来的,现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它表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将世界政治推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来源多样、指涉对象多元、涉及面广,几乎涵盖了当今世界上的全部难题,使发展难以为继,甚至提出了人类社会有机体健康运行以及人类和整个地球能否存活的问题。要想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可寄希望于权力政治的传统路径,而是需要国际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合作,需要多种手段并用的综合治理。     

论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

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中的“执行”并非仅指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而应重新厘定其涵义;“是否停止执行”有不同的模式选择,选择何种模式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选择“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既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也难于在实践中具体落实,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     

浅析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网络民族主义是指主要以互联网作为言论平台,自发表达爱国热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具有明显的突发性、一定的自发性以及一定的非理性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特点。网络民族主义主要以民族团结和舆论导向问题为切合点,对国家安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中国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加强网络舆论监督,培养理性的传播者、接受者队伍,建立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采取灵活政策正确组织引导等,使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因素。     

非警务活动的界定与实施

界定非警务活动必须以警务活动为参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实施非警务活动以不影响警务活动的正常开展为前提,能够实施的仅限于积极非警务活动,而且非警务活动是否实施应当由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实施非警务活动还要克服一些错误倾向,正确处理好一些与之相关的关系。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     

试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法律成因及其对策

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法律成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以及法律对各种金融市场主体的软约束。完善相关法律,强化执法力度,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完成制度创新,推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冲突——以巴希尔逮捕令案为视角

依据《罗马公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当代国际法制从威斯特伐利亚法治模式向自由法治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转变的同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规则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引起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审视。国际刑事法院设立以来,对非缔约国主权的影响问题、与国内普遍管辖权的协调问题、对刑事豁免权的态度问题凸显,这也是中美等大国拒绝加入《罗马公约》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冲突,以具体的案例为证,揭开问题的实质。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