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中心是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共产国际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是以建议和提醒的口吻,不像过去以僵硬的命令口吻。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尊重的,对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在执行时,不像过去那样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是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上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施行者,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人,又是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因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其领导职务被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接替。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党代会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接受者以及唱主角的组织者,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是惟一的一次;而一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主角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又没有被大会当选为继任,这同样也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的惟一一次。另外,六大诞生了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可以说,这么几个"惟一"都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安排密切相关。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指示评析

1938年，中共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强调中共党内要团结。本文认为王明回来传达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图的中共政治路线，是得到共产国际肯定的，同时毛泽东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也使王明的政治地位迅速走低，直至延安整风彻底远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     

富田事变的起因及共产国际的定性

"富田事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年代中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1930年12月中旬,在赣西南苏区发生了震惊中央苏区和全党全军的"富田事变"。此后不久,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事变,最终导致富田事变领导人被处决与红二十军的解体。长期以来,富田事变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事变为什么会定性为反革命事变?是怎样定性为反革命事变的?谁应负主要责任?随着共产国际资料的解密,历史的真实面目终要揭开神秘的面纱。     

论二大前后中共组织精神的两条底线

马林与中国同志围绕组织问题出现以下分歧：一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是跨党问题，三是组织生活问题。中共二大在组织思想上出现较大调整，其核心精神是“以我为主”来引导中国革命，明显区别于马林之“以我为辅”来推动革命。中共二大决议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有诸多原则性差异，这表明中共即使在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初期。也力求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性，没有放弃对革命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独立判断立场；在中央高层的意识中仍然是一个中国党。     

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和贯彻六大路线的影响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24年历程中,既有伟大的成功,也有令人遗憾的错误。它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影响就典型地反映了其功过是非。本文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反"左"到推动中共"左"倾为经线,从肯定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有功、强制中共背离中共六大路线有责、中共自身有背离六大路线的"左"倾思想基础三个层面来体现本文的立意。我们要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态度,认清"左"倾错误之顽固、危害之深,这是本文要旨之所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论争

对富农问题的不同认识,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产生的主要分歧之一。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提出了一条对富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正确策略,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但随着联共(布)党内反右斗争的不断加剧,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主张坚决地反对富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就此引发了一场论争,结果,他被视为以“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为后来的政治命运留下了阴影。     

关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对华政策转折和探索的结果,它的错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它的探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具有导引作用;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在暴动策略的制定上是留有余地的,并非一味地强调即时暴动和拼命暴动;会议虽然犯了不恰当地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提出把中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却是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的必要,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需要。     

中共六大土地政策与毛泽东在赣西南闽西的探索

中共“六大”制定了一套土地没收分配方案，其中规定了中立富农、发展富农经济的政策。毛泽东先是根据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肯定这一方案，继而结合开辟赣西南闽西根据地的实际需要，以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富农政策的改变等，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制定出以“争取群众为第一标准”的不同于“六大”决议的土地政策，并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动员。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新时期党风建设的行动纲领——学习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史上是里程碑式的文献,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决定》,深刻把握《决定》的理论主题、实践指向和科学思维,才能真正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的来龙去脉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毛泽东被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了。从此,毛泽东失去了总前委书记的职务,由此也导致了"三月失败"等一系列后果。毛泽东受到中央错误批判和严厉处分不是偶然的,其原因要追溯到八七会议发言、秋收起义计划改变以及转兵井冈决策等。通过毛泽东的曲折经历,充分昭示:追求真理,探索创新,不仅要有超人的智慧,而且要有不畏挫折的勇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此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思路、大战略、大举措、大突破，是指导我国改革发展里程碑式的纲领性文件。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干部教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客观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重要政治任务。     

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

陈云1935年到达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长征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浪漫色彩,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考察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可以还原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陈云的汇报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纠正了此前关于长征的不实之词。     

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井冈山根据地"三月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长期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研究者在谈到"三月失败"时,只是一般地介绍"三月失败"的情况,或将责任归到周鲁和中共湘南特委身上。实际上,"三月失败"的根源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和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