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举报人：检察机关怎样保密？

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显示,目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七成来自群众举报。做好举报线索保密工作,避免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已成为检察机关激发群众举报积极性的关键所在。     

取得群众信任——提高署名举报的关键

检察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主要来自群众举报，但因惧怕打击报复等原因，举报人多不署实名，匿名举报现象相当普遍。大量的匿名举报，给检察机关查案带来极大不便，检察机关无法通过找举报人核实案件细节而使不少案件线索不能成案。 　　在我院，匿名举报数量偏多也一度是反贪侦查人员头痛的问题。但近年来情况有三大改观，一是受理的举报线索数量增多，二是署名举报所占比例增大，三是根据群众举报查案成功率提高。今年 1－ 6月，我院受理群众举报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犯罪线索 195件，其中署名举报 105件，占线索总数的 53． 8％，…     

填补立法漏洞 保护公民举报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人不同程度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利，同时，举报人也是国家司法、纪检机关打击腐败渎职行为的“亲密战友”。     

保护举报人立法重在可操作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4起事件

当今,我国查办的腐败案件中,有很多依靠群众举报线索。举报在司法价值中具有不可缺失性。但由于我国保护举报人法律不完善,实名举报遭遇打击的事件时有发生。     

举报“有罪”

尽管我国一直强调人民群众举报对于我国反腐有着重要作用，为了鼓励群众举报检察机关甚至制定政策，不惜重金对举报人进行奖励，但是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事件依旧屡见不鲜，有的举报人甚至因为自己举报他人而失去生命。     

浅谈打击报复行为的认定

人民群众的举报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提供了大量的案源，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据统计，我们现在查处的案件，80％以上来源于群众的举报。但是现在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情况却令人担忧。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91年全国就有1万多名举报人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而同时由于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手段日益复杂，也缺乏一些必要的条规予以规定，为认定打击报复增加了难度，使打击报复者不能受到应有的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了群众举报的积极性。本文现就打击报复行为的特点及认定谈一些粗浅的认识。所谓打击报复，是指被举报单位或…     

多头举报亟待引起重视

目前,检察机关受理的举报线索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已经受理但外单位或上级检察机关又转来的同一举报信件,即多头举报信件。据统计,今年 1－ 7月,四川省某县检察院举报中心共受理各类举报线索 95件,其中属于多头举报的线索有 32件,占受理数的 33． 6％。造成多头举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举报人对案件管辖范围不清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案件管辖范围限定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经济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查处。但广大群众对案件具体管辖范围不清楚,认为公安、检察都在办理经济案…     

维护举报人权利要比奖金更重要

杨涛 从这些年举报腐败犯罪的历程来看，让举报人最为头痛的不是举报形式单调，也不是奖励多少，而是执法、执纪机关对于举报的推诿、冷漠，以及腐败官员和社会黑恶势力对举报人无情的打击报复。     

重庆近百人密室举报腐败案

制度密室举报是第一步“密室举报只是我们院保护职务犯罪案件举报人工作的第一步。”近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控告申诉处处长杨燚称,我国宪法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规定》中也要求检察机关作好保护举报人的工作。     

论政治腐败及其控制--政治文明不能忽略的论题

在政治文明的论域里,政治腐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论题.政治腐败是公共生活发生病变的政治现象,其内涵是指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减弱或丧失,它败坏着社会关系,侵蚀着社会经济基础,尤其是腐蚀着民主制度并挑战法治,阻滞着政治文明的进程.权力腐败可能发生在立法领域、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还可能出现在选举或其它政治方面.全面抑制政治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着眼于物质化、精神化和制度化三个视角保障必要的物质待遇,实现"以薪养廉"战略;强化和张扬政治道德,以人格抵制政治腐败;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以制度阻止政治腐败.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权力型职务犯罪，越来越具有高智能性、高隐秘性的特点。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仅为普通刑事犯罪所设计，并没有考虑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而赋予相应的特殊诉讼程序，已不能满足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与审判工作的需要。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特殊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合理配置与运行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应权衡利弊得失，有必要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立法上进行修改完善和在制度上进行科学构建。     

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现代法治精神和诉讼理念倡导对权力实行监督,防止司法腐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同样需要监督制约,以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通过对刑事审前程序监督制约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以及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从思想到举措：中国防治腐败有效性提升刍议

正值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腐败即为其中之一。根据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防治转型期的腐败需要下大功夫。针对腐败问题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不尽如人意。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到举措全方位地研究中国防治腐败问题,以西为鉴,特别是北欧、美国等国的经验;以史为鉴,尤其是汉唐盛世的监察经验;学习同为大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韩国等国的经验;厉行法治,深入改革,提倡道德防腐,完善与反腐败相关的专门法,提高防治腐败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配置研究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多元化的参诉目的和不同的角色定位,明确检察机关可以以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和提出抗诉等多种方式参与民事诉讼,以便按照多元化的职权配置模式实现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科学配置。     

腐败的发生病理与矫治法理——腐败征候群视域下的比较与启示

腐败征侯群理论以“参与”和“制度”为观照轴心,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四种腐败类型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面对我国的腐败丛生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     

检察机关代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正当性研究——以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犯罪为范例的考察

对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都不能代替民事赔偿.在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单位或管理部门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或社会利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根据是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得对侵害公民私人权益的行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监督文化、机制与官员腐败犯罪

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犯罪说明我国的监督机制亟待完善。我国监督文化存在的缺陷,使得监督官员腐败犯罪的氛围难以形成,并导致监督机制缺乏力度,反腐法网不严密,贪污贿赂犯罪机会多、成本低,法律对官员腐败犯罪缺乏应有的威慑作用。因此,必须采取中央主导型反腐败模式,建立高效、独立、权威的反腐专门机构;以法律形式确立公务员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储蓄实名制度;制定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严密法网,堵塞漏洞,减少腐败犯罪的机会,提高犯罪成本。     

Police Integrity and the Czech Police Officers

The Velvet Revolution of 1989 ended the socialist period in former Czechoslovakia. Sixteen years after the transition toward democratic policing, we explore the integrity contours of the Czech police. In the summer of 2005, we surveyed more than 600 police officers from East Bohemia regarding their perceptions about the seriousness of police corruption, the appropriate punishment such misconduct deserves and would receive,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report misconduc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correctly labeled behaviors described in our questionnaire as rule‐violating. Furthermo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least serious forms of corruption, they supported and expected the two most serious forms of discipline: a cut in salary and dismissal. Finally, 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y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tolerate the most serious forms of corruption in si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