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征地拆迁中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及其生成逻辑——以西安市Y区Z村征迁事件为例

村干部在城中村征地拆迁这类利益密集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多数研究都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内讨论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的分析框架,对西安市Y区城中村Z村征迁过程中的三个主要事件中梳理出村干部具备的四个身份:地方政府"代理人"、征迁过程中的"谋利者"、村民"当家人"、钉子户"游说者",其生成逻辑来源于村级组织官僚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与村干部的互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以及村干部自身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对村干部多重身份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建党百年统一战线发展逻辑:从“联盟之术”到“强国之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统一战线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独特的整体性逻辑,奠定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已经超出传统的"联盟之术",发展成为"强国之道"。统一战线从"联盟之术"上升为"强国之道"的发展逻辑,确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推进国家建设、人民团结、民族复兴、人类大同的宏阔时空背景和实践进程中。统一战线发展的整体性逻辑包括:政治逻辑——服务党建国家;社会逻辑——增进人民团结;目标逻辑——致力民族复兴;价值逻辑——追求命运与共。统一战线发展逻辑体现出相应规律,不断嵌入国家、社会、民族、人类社会,不断增进与国家、社会、民族、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统一战线发展逻辑存在内在联系,以嵌入国家建设为基础,以构建人民团结为主体,以致力民族复兴为目标,以追求命运与共为价值。统一战线要坚持和完善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逻辑,加强研究和应对事关统一战线发展的重大议题。     

双向嵌入:农村经济能人与基层政府行为——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与基层政府的行为紧密相关,也受到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制约。以基层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两大要件。基于比较个案的研究显示,在城镇化项目建设中,乡村社会当中的经济能人会扮演"直接投资者""决策参与者""乡村社会的利益争取者"等三种不同角色。而基层政府则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包括"财政收益驱动下的合作共谋""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介入"和"官僚制逻辑下的主动干预"。本研究将国家与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及其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结为"双向嵌入",并强调与以往强调社会力量行动策略的理论进路不同,国家在达成自身目标过程中对社会的主动渗透成为"双向嵌入"的原始动力。通过对农村经济能人角色和基层政府行为的解读,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利益再平衡,认为城镇化建设需要尊重社会主体的行动逻辑,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成败。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翻译者”模式与村治实践

村干部的村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所期望的"当家人-代理人"模式.部分村干部以乡村权力结构中特殊的地位为基础,以掌握乡村话语权为依托,穿梭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躲避各种矛盾,推脱应有职责,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翻译者".虽然"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危害很大,将影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发村干部信任危机,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困难.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消除"翻译者",培养"当家人-代理人",需要保障村干部合理的利益要求、培育农村新的话语主体、改革压力型体制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     

农村城镇化中基层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探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强化农村、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农村城镇化中,传统因素裂变与现代因素生成,利益的不断分化与整合,外显和内聚的社会矛盾对基层党组织应对能力以严峻挑战。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基层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提高,能更好地推动农村城镇化中城乡社会和谐,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共享发展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时代创新——基于浙江台州“五位一体”发展的考察

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凝聚而成的国家治理的政治理性,更是为今后中国各级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行动遵循。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台州,在治理实践中,将共享发展理念积极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之中,并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发展基本格局,也开启了地方政府治理在共享发展中的时代创新。     

“政府兜底”: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进入频发期,对其管理构成了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调查发现,政府作为第三方干预冲突时,为尽快化解冲突而对冲突方作出利益补偿。这是典型的"政府兜底"式政策工具选择。调查发现,基层党委政府在管理农村社会冲突时,只注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易操作性,而忽略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和政治性,为丧失原则、突破底线的政府兜底提供了可能性。而基层党委政府在冲突管理中遭遇的总体政治社会情境则决定了政府兜底的必然性。政府兜底是基层党委政府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针对政策工具做出的理性选择。     

解决“下有对策”现象的路径分析——基于地方政府视角的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益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政策常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分析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关系。地方政府存在"下有对策"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力,以及地方政策过程的不科学加上外在地方政策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本文结合地方政府出现"下有对策"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利益和权力的约束、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地方政策的监督角度提出了解决"下有对策"的路径。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的案例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国际往来日益活跃,地方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新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实现互惠互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东南亚占据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地方政府合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实践,地缘优势、群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同时,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在激励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下作出跨国合作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农村青年在村级治理中的参与状况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基于自身利益而萌发了初步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心理和权威崇拜意识。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具有多样性、功利性的特征,参与内容很少涉及国家和地方政策等抽象性利益,参与范围主要是在村庄层次上。必须加强对农村青年的公民教育,拓宽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健全各种青年组织,创造有利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     

合作网络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责任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志愿者、理论研究者、老人等。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国家政策层面、理论研究层面、实践层面,合作网网络治理的适用性愈发明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与各主体存在着正相关逻辑关系,旨在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责任的考量,发挥好政府、市场、社区、社会力量、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以及家庭和老年人自身的积极养老作用,形成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合力。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比较视野里的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的趋同性分析——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是国家治理的必然内容。基于呼和浩特市社区建设的历程进行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显示,民族地区跟非民族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层面明显趋同。这种趋同性可以从＂乡土中国＂传统、＂中央-边疆＂区位格局传统、社会主义改造传统和重要社会秩序传统等四种传统中去探寻原因。在＂社区建设＂的背后存在两种力量,一是国家政权建设,二是现代化,它们都意味着普遍去除差异性、追求一致性。前者决定了地方为维护政权统一必须遵循一致的政治逻辑,后者决定了地方为谋求发展必然遵循一致的经济逻辑。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包括民族地区的实践在内的城市社区建设普遍采用了一种技术主义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的化解之道在于政治的、法律的和管理的途径。     

论社区警务的地位与作用

社区警务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在社区发展和整个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是人类追求公共安全利益及其秩序模式的必然选择;是当代社区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是有效整合各种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的基础工程;是预防犯罪的有效策略和措施;是当代国际社会警务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各国近年来警务改革的初步实践看,凡是结合自身实际科学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国家或地区,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