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刑诉中的辩诉交易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非经正式审判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一般原则。然而,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却有一种特殊的现象:绝大多数被告人的定罪科刑实际上并未经过审判这一程序,而是通过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所谓的辩诉交易。     

国外刑事再审程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刑事审判错误的一种矫正机制，其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审判的质量和公正。刑事再审程序受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重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要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正确处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与裁判公正性的关系，必须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引入国外的成熟规定，使再审程序既能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又能充分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     

犯罪嫌疑论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

犯罪嫌疑论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周其华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将案犯在交付审判前都改称为“犯罪嫌疑人”，不再称为“被告人”。同时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前不得称为“罪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这...     

关于律师权利的立法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暂行条例》(下称刑诉法和条例),于1980年生效以来,发挥了应有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是在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制定的法律,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与新时期回家正在推行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尽适应,其中一个方面是,律师的合法权利还得不到切实的支持和维护,从而使得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遇到一些困扰,难以依法履行职责.笔者拟就此提出三点立法建议:一、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应当修改我国刑诉法第110条规定,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进入审判阶段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时间后,被告人才可以委托刑事辩护人.而且规定,只要满七天,开庭审理即为合法.换言之,被告人委托的讲护律师,要用短暂的七天时间去完成阅卷、会见被告、调查取证等诸多繁重任务,这谈何容易!例如,有的案件卷宗达十多个甚至数十个,案卷材料几千页,律师就是日工作24小时也难以阅完应阅的材料.辩护律师连阅卷时间都不够用,又怎能去完成会见被告乃至调查取证的职责呢?总之,实践证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必须提前.法学界对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需要提前的问题,通过多方的讨论已形成共识.但是,律师何时介入刑事诉讼为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三说:(一)立案说.此说认为司法机关立案之日为被告人可     

论刑事被告人在庭审时人身不受拘束的权利

刑事被告人在庭审时人身不受拘束的权利是指:在刑事审判时,只要被告人没有逃跑或其他暴力行为,法院不得对其实行人身拘束的权利.而相对于刑事被告人在庭审时人身不受拘束的权利而言,我国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实行人身拘束的权力是指:人民法院在进行刑事审判时,即使被告人没有逃跑或其他暴力行为,也可以对其实行人身拘束的权力.     

原则裁判的司法程序规制

迫于司法现实的需要,法律原则在必要时作为裁判的依据,已经成为司法界的共识.但原则裁判对法治的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避免原则裁判沦为恣意裁判,是学界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拟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探讨对原则裁判的规制,主要从加强原则裁判时的协商机制、强化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借鉴“法院之友”制度以及提高原则裁判的审判级别等四个方面进行展开.     

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证据裁判原则精神的延展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石,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原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2013年《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是,"证据裁判"之原则精神和理念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并且较旧法有所拓展和加强,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也有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权威,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考察证据裁判原则的缘起与嬗变,探索其内涵与本质,并进一步解析证据裁判原则精神在立法修正中的延展和缺失,认清证据裁判原则的立法趋势,对新《刑事诉讼法》之顺利实施大有裨益。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刑事诉讼程序即告终止。但这种处理方式将会导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后续问题。被追诉人死亡后,如果其犯罪行为牵涉到财产刑或者资格刑的,仍有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之进行缺席判决的必要,毕竟刑法所规定的附加刑也是其依法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一部分。因此出现被追诉人死亡的情形后,应对涉及到非法财产处理问题,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问题,共同犯罪问题及判处附加刑问题的刑事案件进行缺席审判。缺席审判时,必须由辩护人代理缺席的被告人在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无罪的被告人要宣判无罪,以证明其清白,恢复其名誉,确认其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有罪的被告人,法庭仍然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处被告人刑罚。被告人依法应被判处主刑的,基于其已死亡的事实,应当同时宣布该刑罚因被告人死亡而不再执行;被告人依法应被判处附加刑的,则应在判决生效后依法执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也应在判决中载明并在判决生效后执行。     

法院的审判范围和法律适用的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由于涉及到关系人不能预测的变化因素,起诉书中记载的犯罪事实可能发生变动,所记载的罪名也可能与法院认定的不一样。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该如何处理这两种情形呢?第一种情形的处理关系到法院的审判范围,是止于起诉书的犯罪事实,还是包括被告人的整个犯罪事实;第二种情形的处理关系到法院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院是否可以自由适用法律不受检察官主张的限制。而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又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特别是防御权的保护,关系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目的的实现,意义十分重大。本论文在对世界主要国家关于“法院的审判范围和法律适用问题”的立法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再对我国处理此问题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刑事诉讼的目的和我国的国情,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模式及立法应完善的几个问题。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评介及其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末以来开始实行"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刑事诉讼新制,引入认罪协商、交互诘问等制度,但新制却加剧了固有的审级功能不分造成的诉讼低效。2010年9月1日生效的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旨在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迅速审判,但其牺牲当事人利益换取诉讼效率的治标式立法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刑事妥速审判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拖延的问题,其立法成就与缺陷留给大陆诸多启示。我国大陆应在刑事诉讼中重视保障被告人的期间利益,确立诉讼迅速原则,并取消以审限作为法官考核指标的规定。     

责任原则在我国刑法典中的体现——兼论刑法第14条第二款和第15条第二款的删除与修改

关于刑法第14条第二款和第15条第二款的删除与保留问题,学者之间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一争论的实质就是责任原则及其引中原理在刑法典中如何体现.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责任原则本身应当采取消极、否定的表述方式,同时还应当引申出刑法"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的原理.我国刑法较好地体现了"无责任则无刑罚"的精神并力图体现其引申原理,但其积极、肯定式的表述方式刚存在结构性缺陷.未来修订刑法时,应当按照各国通例,调整其表述方式.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刑法中的重要原则,但就其内涵和适用对象,学界和实务界并无明确界定。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是同一犯罪,评价主体是刑法,必须在同一诉讼中适用。这一原则应当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量刑上的派生原则,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司法上的量刑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罪数认定

对于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中的罪数无论是表现为受贿罪与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数罪 ,还是表现为渎职犯罪中的数罪 ,均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法条竞合犯 ,是实质上的一罪 ,司法实践处理时 ,应坚持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 ,择一重罪处罚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践中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悖 ,从而淡化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为此 ,首先必须完善审判监督程序 ,实行有条件的不加刑 ;其次 ,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平衡于被告人的上诉权。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解释只能在确切的刑法含义范围内进行解释 ,而不能超出刑法含义容量的最大界限。刑法解释应该以“自解释确定之日起施行”更加合适。刑法解释的效力及于刑法的施行期间 ,对于该解释实施前已生效的处理结果 ,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决定是否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