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构建欧亚伙伴关系的逻辑

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点,中国已逐步构建起以本国为中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如何在地区层次上构建伙伴关系,有效连接双边伙伴关系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深耕伙伴关系战略的发展方向。而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一种构建地区性伙伴关系的倡议,有其自身的战略意图,并具有继承性和独特性。结合欧亚地区当前的合作形势,中国抓住契机,对俄罗斯予以积极回应。两国通过协商合作,确定了共同构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目标,这既适应俄罗斯的需要,也能够发挥中国的优势,有助于推动欧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当前,中俄合作在多个层次上全面展开,并在不同层面上有所侧重,今后一段时期,中俄在地区层次上的合作将以构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为目标,着重经济合作,并以此塑造地区秩序。     

普京执政20年与俄罗斯对外战略新动向

普京执政20年来,励精图治,在压力和挑战中积聚并提升了强劲的国家力量,获得了民众和精英阶层的持续支持。普京坚持保守主义政治路线,保障了国家统一与大国地位,并坚定不移地抵御霸权,为维护全球与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与中国合作为构建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推动国际秩序的完善与改革做出了努力。当今,俄罗斯对外政策正在积极探索新的发展和定位。从"大欧洲"走向"大欧亚",表明俄罗斯对外战略发展重点在统筹兼顾中发生重大转移;从"大三角"转向寻求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新构架,以及在全球有所选择的拓展中发掘新机遇,说明俄罗斯正在力争实现"和平的支持者、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担保者、反对霸权与‘新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和地球环境的维护者"的目标。     

美国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动因、特征和影响

太平洋岛国论坛2017年推出“蓝色太平洋”的概念,强调地区认同和国家战略自主。美国在2022年6月联合4个盟友建立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但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平洋岛国,为此美国推出了太平洋伙伴关系,试图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当前,美国认为太平洋岛国在其全球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美国投入更多资源,拉拢盟伴支持和帮助,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试图获取地区主导权。这成为影响太平洋地区局势的重要变量。太平洋岛国虽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密切合作,但却不愿卷入大国地缘竞争。从趋势上看,美国希冀太平洋岛国能无条件配合,以增强美国及其盟友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但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友难以兑现承诺,能否促进太平洋地区安全与发展并不确定。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趋于复杂,成为塑造地区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竞争性强,可能影响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关系。为此,中国应一如既往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建设性合作,营造有利的地区环境。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将"美国优先"作为对欧政策的主导原则,以施压与交易方式推进对欧政策调整,导致美欧同盟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交易性成分增多、同盟趋于松散化和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等。特朗普政府偏执于"美国优先"及"单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核心症结,而美欧对外战略调整与安全战略选择错位以及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联盟的认同度下降,使得联盟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治下的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并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也牵动了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衰落但有韧性的美欧同盟关系仍将继续维系和存在,中短期内仍将保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中美网络空间战略比较:目标、手段与模式

网络空间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战略目标来看,由于中美经济社会发展都高度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因而两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对内目标有相容之处,但由于中美对核心网络安全利益的不同界定,两国网络空间战略在对外目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战略手段来看,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是"以实力保安全"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则可以理解为"以治理谋安全"。从战略模式来看,对美国而言,控制、威慑、干涉、合作四种模式都被赋予一定重要性,从而组成了其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而中国采取的是以合作模式为主的网络空间稳定渐进战略。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新动向与中日“一带一路”合作

在安倍"积极和平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由"政府开发援助"向"开发合作援助"转型,援助目标突出对外交、安保的支持,并与国家利益及援助规范紧密联系。在新的对外援助政策作用下,日本对华"一带一路"合作呈现以理念和价值观为前提,突出有限度接触和多层次制衡的政策特点,不但增加了中国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竞争压力,而且使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复杂多变。中日双方应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沟通,尽快构建双边合作机制与对接平台,创立中日第三方合作示范项目,树立项目品牌形象,实现合作共赢。     

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确立 看欧盟对外战略布局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自由贸易架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转变的"潘多拉之匣",使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积累的矛盾趋于激化。在此形势下,欧盟确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意图是维护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反制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强硬政策,并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架构折射出当前欧盟对外战略布局的运作特征,即在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之间、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理念之间、在美欧日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之间开展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的博弈。由于其内外多重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欧盟将持续推进这一架构,中欧关系将因受到影响而包含较大的不确定性。     

“缓和政策”及其批判——基辛格、他的批判者以及他们对21世纪的遗产

基辛格有关缓和的概念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论设定了基调。他希望通过和苏联改善关系、促进稳定和合作,来实现美国的领导地位。尽管基辛格从不否认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优越性,但他并不把它们当成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基辛格的缓和战略思想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国际力量,也激发了对美国对外政策道德性的思考。这促使里根政府更重视对美国式理想的诉求,同时并未放弃基辛格有关运用美国实力的信念。当今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更好地把"缓和"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把基辛格和里根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而这就是他们给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留下的遗产。     

多重危机视角下的欧盟政策调整及中欧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所经历的多重危机既对欧盟的合法性基础及一体化机制产生了显著挑战,同时也触动甚至破坏了欧盟的对外关系格局。危机影响之下的欧盟,在对内治理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调整。其中,自英国退欧危机发生以来,欧盟机构及主要成员国通过多元化的沟通与决策机制,推出了系列战略文件与政治报告,肯定欧洲一体化的成就、设定未来欧盟的发展路径;通过签订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通过选择性修复伙伴关系,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做重点部署。危机之下的欧盟将会在全球、区域和国别三个层次开展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欧盟在同美国关系面临分歧增多、对立增强的同时,对华的政策合作意愿也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对中国的"16+1"等中欧合作政策持犹豫怀疑态度。在中国坚持对欧积极合作的前提下,欧盟对华政策是决定未来中欧关系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美国对外援助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是最早实现对外援助机制化和法制化的国家之一。美国对外援助机制主要由以《对外援助法》为主导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和以国际开发署为核心的对外援助执行体系构成。上述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和机构设置确保了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稳定性和原则性。与此同时,不同时期内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和行政部门出台的相关行政指令,加上根据需求建立和参与的其他对外援助机构,保证了美国对外援助在不同时期服务于具体外交政策目标的灵活性和实时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外援助机制也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对外援助法》内容过时,相关法律和行政指令繁多;缺乏高级别对外援助机构充分参与政策制定、项目执行管理和监督;对外援助目标缺乏清晰和统一的界定;机构间合作机制不够有效。在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对外援助机制的优势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欧洲安全:谁主沉浮

"9·11"事件后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导致美、欧、俄关系的调整,使三方对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呈现新的态势,牵动欧洲安全格局发生微妙变化,其发展走势值得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之完善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实现政策、民心互通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对外援助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从战略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在资金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通过构建援外制度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目前,中国存在援外制度不健全、援外基本法缺位、援外管理体系不协调等制度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如何落实援外战略、调整援外资金结构和数量、提高对外援助实效等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中国可尽快出台《对外援助法》,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实效,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美国为何能主导TPP谈判——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的考察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一个由美国实际主导议题设定、成员选择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一个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之所以能主导TPP谈判,根源在于它在亚太地区拥有安全、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结构性权力。作为地处亚太地区但被有意排除在TPP之外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将面临很大的战略压力。为此,中国在重塑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方面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有战略部署和策略推进的灵活配合。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战略,对美欧关系造成巨大冲击。美国在贸易、安全、外交等各领域背离对欧政策传统,不顾欧洲利益、不听欧洲劝说、不屑与欧洲协调,对欧洲国家外交政策形成挑战。面对这一形势,欧洲已掀起一轮关于美欧关系前景的大辩论,跨大西洋主义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同时,欧洲对美"双重切割"政策初步成型。这一轮美欧关系变动是历史和现实政治作用的结果,是以杰克逊主义为底色的"特朗普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冷战后美欧世界观、权力观渐行渐远的结果,也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欧洲对美战略价值下降的表现。此轮关系调整涉及美欧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分歧,触及美欧关系底线,影响深远。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给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多挑战。美欧关系的变动将加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在继续积极引导美国、稳固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对欧洲外交的两面性和灵活性保持清醒认识,在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继续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良者。     

拉美国家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展与观念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地区间制度框架协定的不断搭建,拉美与亚太地区间经济交往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已成为拉美地区最具活力的经贸合作伙伴。在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和东盟着力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逐步取得进展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日趋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受到广泛关注,以重点参与、积极推进的态度开展地区间合作,其中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东岸拉美国家表现尤其突出。拉美次区域合作机制太平洋联盟则普遍被视为成员国融入亚太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当前中拉合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拉美国家对待亚太经贸合作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有助于中国在推动拉美地区与亚太地区的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和主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