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大钊并称"北李南杨"的杨匏安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最早开展了党的创建工作。党史上还有“北李南杨”一说，指的就是李大钊和杨匏安。杨匏安是华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又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史学家。党史界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匏安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陈北李”与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

同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与李大钊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却有所不同。李大钊被害后，陈独秀曾自称“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但是，毋庸置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推手，以至于出现“南陈北李”之说。     

“五四领袖”陈独秀的红色传奇

在北京沙滩繁华的五四大街路口，安设着一座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的、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大型雕塑。有人惊诧地发现，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头像，却独缺五四运动中那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被毛泽东曾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于是，有学者呼吁“整改”一下这违背历史事实、受到了“左”的思想束缚而创作的雕塑，还“陈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的新一页”。     

“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们隆重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继承光荣传统,弘扬“五四”精神,明确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八十年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奋斗足迹和“五四”精神 8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他们经过历史的比较和     

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先驱人物,是他们首先提出和设计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然而这两位党的创始人,却没有出席党的“一大”。原因之一:李大钊、陈独秀当时正忙于公务,无法分身“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继续领导着北方的爱国民主运动。1921年3月至10月,以北大为主的八校教职员向反动的军阀政府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这次斗争又叫“索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

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分支之一。领袖人物研究热潮的兴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共领袖人物,自然包括中共80多年历史中从陈独秀和李大钊起,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但本文不涉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语）形成以前的     

试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作用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革命发动者和领导人。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又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     

建党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

党史 长期以来,提起建党史,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享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张伯简等人的贡献了解甚少。谭平山：提出建立新型政党的标准 谭平山（1886--1956）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     

我党建党史上曾经的重要人物

长期以来，提起我党建党史，人们知道的大多是享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张伯简等人的贡献了解甚少。谭平山——提出建立新型政党的标准谭平山（1886－195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若干阶段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的全过程，认为可以分为酝酿、发动和创建三个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由相识到相约建党，经历了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和考验，从而产生相约建党的共识，这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酝酿时期。在发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按照共同约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发动进步力量，团结先进分子，聚集革命力量，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创建时期是指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全国统一组织得以建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后实现。     

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

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逐步演变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互相联系又有某些差别,他们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综合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供宝贵经验。     

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历史作用

创党之前，李大钊就十分了解上海的主要特点，同时与陈独秀理想一致，关系密切，情同手足。这是李大钊身处北京，也能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没有参加"一大"?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因为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的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 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读《毛选》记

一 毛泽东在“五四”早、中期固然赞赏胡适、陈独秀、吴虞、李大钊等，但并不主张废弃传统文化。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他就受到杨昌济的熏陶。191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1917年，他仍自称“独服曾文正”。     

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方针”的关系

近年来,史学界在研究李大钊与吴佩孚的交往时,注意到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联合吴佩孚”的方针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有人提出,李大钊是1921至1922年间“争取吴佩孚工作的主要执行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对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方针”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课题,应该引起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他们一南(上海)一北(北京),在党史上被称为"南陈北李".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就是陈独秀于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的,陈独秀还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上海遂成为当时全国筹备建党的活动中心,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作用.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党的主要创始人”提法之我见

在近几年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专著和工具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提法大体上有这样几种:一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二是只提李大钊或只提陈独秀为主要创始人;三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同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理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党的创建,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党的发展、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四是只提创始人,不提主要创始人。以上几种提法的并存,容易给学习和研究带来困难。作为学术研究可以多种提法并存和百家争鸣,而作为一般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则应该持论公允、客观、稳妥。笔者认为,在以上几种提法     

伟大的足迹——我党历史上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底是谁?长期以来 ,在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 ,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要称得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起着主导作用 :（一）必须给五四运动以正确的思想指导 ;（二）积极参加斗争 ,领导运动 ;（三）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是陈独秀 ,而是李大钊。一、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 ,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指明了斗争的目标 ,为五四运动的爆发 ,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二、李大钊通过报刊、社团活动团结大批爱国知识青年 ,发展和组…     

建党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

长期以来,提起建党史,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享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张伯简等人在建党中的作用和贡献了解甚少。事实上,他们为党的创建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贡献不应被遗忘。     

“温故知新”与“知新温故”——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有关思考

<正>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以“温故知新”和“知新温故”来解释“永续生存的历史”。“温故知新”就是通过“重新整理历史的材料”研究历史，得出新知。倒装过来，“知新温故”,就是“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这个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的。⁽(1))如果我们从党史研究的学科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视角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温故知新”可以理解为通过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推动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问题作出探索和回答，从而为党更好地治国理政和加强自身建设提供“资鉴”;“知新温故”则可以理解为结合时代特征与当代实际，以现实需要为导向，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挖掘和运用丰厚的党史资源，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史研究，使之不断拓展深化。这里的“温故知新”“知新温故”同样是首尾相接，不断滚动向前发展的。“温故”是为了“知新”，也就是有效地“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