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无赖国家"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打击“无赖国家”。那么,何为“无赖国家”?美国确定“无赖国家”的标准是什么?“无赖国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据什么位置?一、“无赖国家”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产物“无赖国家”(RogueStates,也可译成“流氓国家”)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新词语,它源于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在美国人看来,世界上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种势力,它们之间会经常发生冲突;美国是善良势力的代表,那些邪恶势力则被冠以各种含贬义的称谓,“无赖国家”就是其中之一。里根曾经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老布什经常使用“叛逆国家”一词,小布…     

试论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国家文化安全是当代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国家文化安全”只是一个描述国家文化客观存在状态的概念,远远无法包容“文化与国家安全”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只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也远远无法解释“文化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无论是在国家安全研究中,还是在社会文化研究中,“文化与国家安全”都是一个比“国家文化安全”内容丰富得多、情况复杂得多的问题。“文化与国家安全”不仅表现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且还更多地表现在文化与国家安全之间所具有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上。     

不破哲三: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的误读

不破哲三指出,在国家观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存在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是否废除“民主共和制”等思想的严重误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意是指“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但列宁却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是全部“破坏”、“粉碎”等意思,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共和国”的肯定曲解为废除“民主共和国”。其原因在于列宁并未读过马恩的相关著作,就根据当时俄国的具体实际得出了被后来人们认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     

给陈水扁的忠告

<正>在咱们祖国台湾岛上居住的那个叫陈水扁的人,最近做了一件让国人十分愤怒的事：在台湾所谓的“国安会”上,宣布“终止”“国统会”运作和“终止”“国统纲领”适用。何谓“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国统会”全名为“国家统一委员会”,成立于1990年,任务是“研究并咨询有关国家统一之大政方针”；“国统纲领”全名为“国家统一纲领”,经“国统会”在1991年2月23日通过,阐明：“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南北对话、南南合作

“南北对话”,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同工业国家所进行的“对话”。这种“对话”为什么被叫成“南北对话”呢?因为南半球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国家大多在北半球。因此有人把发展中国家同工业国家之间进行的对话称之为“南北对话”。     

全方位研究国家安全

当人们提到“国家安全”时,立刻就会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英国的军事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只有间谍情报部门才能够使用“国家安全”这一词语。 然而,在使用“国家安全”这一词语命名某些间谍情报机构之前,“国家安全”一词早已出现了,只不过更多的是与军事、战争、国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人们之所以把间谍情报部门和间谍情报活动冠以“国家安全”的字眼,除了     

俄罗斯的“国家杜马”

俄罗斯的“国家杜马”“杜马”是俄文音译，意为“议会”，“国家杜马”即为俄罗斯国家议会。杜马在俄罗斯出现于本世纪初。１９０５年，俄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为缓和政治危机，１９０５年９、１０月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召集“国家杜马”，赋予“国家杜马”立法权。１...     

依法治国与政治体制改革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依法治国”,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字的变化使概念的内涵得到了更准确的表述。应当说,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建设实行法治的国家。依法治国或实行法治,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创新

“国家安全学”在学科建设方面既有“从无到有”的开拓性创新，也包括了学科体系完善过程中的“从有到精”的创新。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论和观点，特别是提出了一种具有学科方法论高度的新安全观，即系统安全观。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同时还注意运用系统方法、实证方法等。任何创新都没有止境，在“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的未来发展中，在国家安全学教学和研究中，引进“民主观点”，重视“实证方法”，甚至运用“数学方法”，都可能成为将来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创新亮点。     

怎样理解“国家消亡”

我们只要一接触到与政治有关的理论和思想,总免不了碰到“国家”这一概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革命导师对“国家”这一概念的阐述,我们一定耳熟能详:“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否对其中的含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实未必。本人就“国家消亡”的真实含义,谈些自己的个人见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的著名论断和基本观点。“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     

警惕陈水扁狗急跳墙

新年伊始,陈水扁在所谓的“元旦文告”中又大肆宣扬“台独”分裂主张,公然宣称“台湾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对台湾国家认同”,要“积极寻求开创台湾国家永续发展利基”。     

早期国家与民族形成的关系

所谓“早期国家”,在近十多年来的研究中,国际历史学与人类学界认为它指的是“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①。换句话说,并非所有最初形成的国家都可以称作“早期国家”。在这个术语中,“早期”不仅具有时间的意义,而且具有形态学的意义。关于人类各地区早期国家对于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摩尔根都曾有过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论述。但对于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早期国家     

“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

摘要：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历史的惯性作用其间,对其特性及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十分必要。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这被称为“世俗的面相”。以“大一统”为核心政治诉求形成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格局,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惯性,它与传统“早熟”文明衍生而来的文化惰性,成为分析、把握世俗面相的基点。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而失之于民族文化自信之“憾”。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是表征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地理媒介景观,其空间叙事的宏观性与文化的广域性,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需要从“人文意义”“场景载体”“延伸载体”三个层面展开。具体而言：深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中华文化内涵与价值意蕴,注重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意义凝练与内容表达,建构其“人文意义层”;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丰富化多元化,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在地性消费的“场景载体层”;推动“主题文化+”媒介化传播,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容的溢出效应,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延伸载体层”。     

打造人文生态宜居新扬州——扬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打特色牌

江苏省扬州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坚持主打特色牌,努力打造人文生态宜居的新扬州,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城市管理不断创新、市民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先后获得了“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市”、“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等荣誉称号。     

既要反对和平演变 更要坚持改革开放

一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机会,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渗透,加紧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且已在东欧、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得手。就经济渗透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主要是两种手段:一是“经济制裁”,二是“经济诱惑”,其中以“经济制裁”手段为主。“经济制裁”手段主要包括:中止已经签订的经济贸易合同,取消贸易最惠     

试论民主政治的权力制约机制

1 国家权力不是至高无上、丝毫不受制约的,只有将它置于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之下,才能合理地运转。这是人类从长期的痛苦的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在封建社会里,关于国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是“君权神授”、“法自君出”、“朕即国家”、“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因此,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封建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在那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权     

“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值此新世纪揭幕之际 ,东亚、中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时期。在东亚与中国 ,现代化是“外启”式的 ,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和尊重“传统”式的。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 ,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 ,其大部分国家 ,包括中国至今仍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 ,都在一种不平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处在当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 ,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 ,必须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 ,组织、法制和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另外 ,还需…     

执政党理念的区别及其对各国议会立法的影响

执政党，可以说是西方政党理论与制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中文中的“执政党”源于英文“governmental party”或“the party in government”。但是，这个概念在西方不同的国家政体之下有不同的内涵。在典型的“分权制”或日“总统制”国家，如美国，人们并不经常使用“执政党”这个概念。即使使用，其含义也与“熔权制”或日“内阁制”国家的用法相去甚远。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奉行“熔权制”的国家，人们才普遍使用这个概念或提法。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