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层自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中央集权和基层自治相结合的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在管理体制上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有利于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加强全国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政治上的团结,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颠复活动,而且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在此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全国各地只有执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才能把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协调地发展。但是,这种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不意味着否定地方     

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与定位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在不合理状态中运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经过改革,虽然打破了原来旧的格局,正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一个难题。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在总结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     

拓展地方改革空间

正如何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再度成了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上下层的良性互动仍是改革必须遵循的策略大幅度放权,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发生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特别是向基层放权,增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性     

对完善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探析

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本文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中国政府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分析了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构建以民主集中制法则处理集中与自治关系的原则。以期实现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正常运转,达到民族团结、国家富强。     

20世纪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横向比较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关系到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民族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并以相应的民族政策处理本国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与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就是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国家结构形式,与其国内的民族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大凡一国内各民族之间融合不明显,分歧大于统一时,多采用联邦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变迁之维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两次体制变迁,一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另一次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两次体制变迁均带来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虽然在这两个阶段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最终取向并不相同,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路是共同的.因此无论是前一阶段的行政放权,还是后一时期的不断磨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以后我国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政治智慧.     

调适与变迁:中央与广东关系30年的历史考察

中央与广东关系的调适构成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中央与广东关系30年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其特征是中央向广东放权和广东获得相当的自主权;二是20世纪90年代,其特征是中央选择性集权与广东的配合;三是21世纪之初,其特征是中央集权与广东的协作.中央与广东关系将逐步走向制度化的轨道.     

从行政性放权到制度化分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改革趋势分析

30多年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权,作为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特定产物,其将会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中被否定。制度化分权替代行政性放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走向制度化分权的改革进程中,要注重建立宏观层面和微观主体的沟通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在整个改革中的核心作用;赋予公众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将自下而上的监督同自上而下的监察相结合;建立独立的具有较高权威的中央地方权力分解、确认和裁判机构。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在困难与希望中前行——记16个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中的企业

1978年10月,位于“天府之国”四川的江宁机床厂等六家企业,率先向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发起冲击,赢得了利润提留、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销售部分产品、计划外生产等基本权力,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作为政府管理企业、调度生产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首当其冲地成为这一改革的冲击对象。 于是,在“婆婆”与“媳妇”之间,展开了一场放权与收权、松绑与紧绑的抗争。 .对此,一位中央领导感慨道,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多就要找事做,你放权,他收权,权力怎能放得下去? 为了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央决定在宝鸡、自贡、江门、潍坊等16个城市进行改革试点,通过精减机构、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解除政府与     

中央—地方吏制范式分析与改革趋向

中央—地方吏制主要有三种范式:"地方分权式"、"中央集权式"和"还权于民式",其各有优点与缺点。若实行法治,要求"中央集权式"取代"地方分权式";如果要推行民主,则要求"还权于民式"取代"中央集权式"。或许最佳的中央—地方吏制是普选基础上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混合。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其现实价值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到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可以概括为国家一体前提下的区域自治、中央领导下的地方自治、民族平等下的区域自治、民族团结下的民族共治、法律保障和规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五个方面。整体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在机理在政治生活和经济实践中的外在效用。     

本位主义与"封建割据"

简政放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放权的目的,多少也有利于促进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不过,对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的说法,我觉得还应加上一句话,那就是必须在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前提下,此理才能不悖.否则,一头栽在本位主义的小圈子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种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得越大,危害越大的可能,恐怕也是不假的.不久前,广播报道中披露了许多省市亏损企业增长、基本建设项目上的过多的现象.究其根由,还不是地方本位主义在作祟?什么"癞痢头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理论误区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历来是国家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误区。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阐述了权力下放的价值取向、地方自主权的科学含义、中央集权制与中央高度集权制的本质区别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试图澄清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误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绝对知识”的超克——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的借鉴与批判为视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特别是其中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赖以超克"社会契约论"的"绝对知识"以及它必然导向的"君主立宪制"主宰下的"国家伦理实体"后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个人必然消弭于伦理国家之中的"绝对知识"立场的超克,提倡"集体解放"的观念,最终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互为发展关系的联合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了现实的个人的责任与自由、现实的社会的责任与自治、现实的国家的责任与能动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垂直管理是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配置、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收权促使了垂直管理的兴起.当代中国的政府垂直管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其中也存在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简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府职能

本文认为 ,“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具有一系列“新质”的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我国政府管理的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1)我国政府必须实现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转变 ,(2 )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3)应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文章认为 ,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总原则应当是 :“事关全局”的权力属于中央 ,“因地制宜”的权力属于地方。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模式而言 ,可以从两个层次作不同的考虑 :就经济关系而言 ,应采取“市场关系为主、行政关系为辅”的模式 ;就政治关系而言 ,应采取以“条”的集权为主、“块”上的自治为辅的模式。     

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与制度创新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传统的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优势明显,往往相机采取诸如讨价还价、曲解规则、改头换面和公开抗衡等对策以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上述博弈行为易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行为短视以及“政治创租”和“抽租”等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要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或者简化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线,而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提高双方的博弈水平,力求在满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达到全局利益均衡。     

马克思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思想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体制与行政管理的批判;二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的设想。它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行政管理的公共性质将愈加明显突出,成为主体部分;其二,必须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其三,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既要加强中央政府治理,又要扩大地方治理,形成协同、合作治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分权理论初探

长期以来,我们政治理论的通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不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分权,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是对资产阶级分权学说的彻底否定。这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各国均被奉为经典,与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仔细读一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便可发现,他们除了揭露资产阶级分权学说的阶级实质之外,在其他地方还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形式的分权制的某些优点,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统治的借鉴;由此再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政治有必要采取分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