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服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政策工具,强调契约精神、绩效导向、平等参与和公开透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于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在现实中,这种推动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进展不平衡、市场化承接主体发育不足、政府部门观念转变不完全到位、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不完全规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未来,应当深入研究政府购买服务规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积极培育公共服务市场,全面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管理,以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并切实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分配与行政实体规制——基于公私协力视角的探究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这并不是预示着它事必躬亲生产这些服务。政府可通过市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并由后者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不再承担公共服务的履行责任,但要负担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的担保责任。而行政规制是实现政府履行责任转向政府担保责任的关键所在。围绕具体化的政府担保责任,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制主体,建立行政规制的公私协力关系,构建普遍服务规制、持续给付规制、相当质量规制以及合同公法义务规制等体现新型内容的行政实体规制机制。     

混合型模式是公交民营化改革的理性选择

"新契约主义"强调以契约合同为核心,但非完全市场化和民营化,而是竞争激励机制与公平民主机制相结合,以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由于城市人口分布、消费水平、线路竞争度等客观因素的差异,使得我们不能在公交改革上简单地实行"一刀切".在对公交民营化改革模式的安排上,不能单纯选择一种模式主导改革,而应综合北京和香港城市公交的做法,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组合,灵活地实行公私合作的"混合型模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新模式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机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转变政府职能,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以"万、千、百人"就业项目转制整合后成立的综合协管服务中心及综合公益服务社为典型,在有效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等方面,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新模式。一、现状庄行镇共有社会组织109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四重责任”

正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决定》指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但是,也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把购买公共服务当作"责任卸载"工具,成了"甩手掌柜",致使政府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后的行政担保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政府治理工具,是由强制行政向给付行政过渡的体现,其实质是公私协力实现公共福利的公法行为。行政担保责任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所负的国家间接给付义务,是公私协力的起点。为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后应承担如下行政担保责任:挑选合格的服务提供者;给付不中断的监督义务;人权保障义务与国家赔偿责任;最后履行责任。并通过管制、规制、协商和评估等方式实现。     

公共服务领域公私合作关系的契约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政府、NGO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局面,但囿于"市场–政府"范式,在彼此合作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尚未处理好逐利动机与公益目标的关系,也影响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公私伙伴关系(PPP)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公私合作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契约治理公私合作关系的重点与基本设想。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

由于各国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制度安排。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引发社会组织之间的恶性竞争、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勾结串通,暴露出"供应商垄断""权力寻租""隐性腐败"等问题,"公地悲剧"由此产生。通过博弈分析发现:权力滥用、制度失灵、监督缺失、卖方垄断等是造成"公地悲剧"的一系列重要原因。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是建立以约束公共权力为关键,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监督评审机制为根本,以实施购买公开与标准化管理为重点的治理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背景下政府如何扮演“精明的买主”角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典型做法,也是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方向之一。然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是政府责任的退却,而是要使政府以公众需要为目的成为"精明的买主",有能力克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所存在的"供给方缺陷"和"需求方缺陷"。成都市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超市"这一实践形式,在政府、社会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交易平台,该平台通过公众参与、政府买单的形式,保障了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实现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有机融合,有效克服了政府购买服务中普遍存在的"供给方缺陷"和"需求方缺陷",使政府较好地扮演了"精明的买主"角色,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的价值困境——对南京市“家属照顾型”养老模式的反思

南京市"家属照顾型"养老的模式是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该模式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考虑到养老本身具有家庭伦理属性的要求,所以在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上更需谨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养老社会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但是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可能会存在伦理风险与政策低效的问题。因为利用政策手段确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购买服务关系有悖于亲情伦理关系的自然融洽,不合理的政策设计忽略亲情伦理,会影响养老服务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需兼顾文化与效率两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流失及其治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满足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借鉴委托代理理论预设,应以合同来约束承包商的行为,保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其中,合同的有效作用需要完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完善的管理能力。然而,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流失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减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完善不同主体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机制,培育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供方市场,树立承包商的社会责任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因素识别及防范管控机制构建——以山东临沂市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开始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时尚的今天,如何发挥其应有作用而规避其风险是我们在推广该模式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以山东临沂市为个案,通过剖析该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具体过程,分析其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存在的风险因素,试图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构建风险管理的具体机制,以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运作能力。     

论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的既定方向.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就体现了这一方向.政府通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项目管理,提高基层政府的社区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探索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同时,加强社区专业服务人员的供给,最终交现社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赢".     

“三社联动”视野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基于S市项目制和岗位制的案例比较分析

深圳、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在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推动下,运用"三社联动"机制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S市L区和P区的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地区发展暴露出的不同问题,以及专业知识、组织条件、政治能力三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两个城区选择了不同的购买模式和"三社联动"形式,即项目制和岗位制。两者虽无形式上的优劣,但从协作治理的视角考察可以发现,P区选择的岗位制模式其实是简单合同制的契约安排,它将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价值诉求等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参照政府的结构机制进行服务生产,这一自上而下的垂直性管理方式大大压缩了协作的空间。而L区选择的项目制则倡导伙伴关系,在信任、包容、责任、参与等价值引领下,参与主体更容易展现协作优势。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公私合作"和"参与式发展"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政府转型滞后、公众参与性缺失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领域还很有限。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分担机制、探索民间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完善保障机制等措施,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腐败风险及其原因

识别和预防腐败风险是维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根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民生类的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类、行业性服务与管理类、行政性事务与管理类。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包括政府机关及其相关部门、承接方和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等)都有可能参与腐败。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腐败风险,必须综合分析各主体的主观动机,重视政府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制定科学严密的风险防控机制,从源头上杜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内外联手、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创新之道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也是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可能的创新在于:制度创新——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政策体系,准确选择购买项目;人才创新——加强社工人才培育,促进社工人才职业化转化;监管创新——积极扶持民间社工组织,保持民间社工组织独立性;评估创新——建立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