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析论

社会活力是一定社会自我生存与延续发展的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关联契合性,是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延伸。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与有效实践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有利于激发人的主体性与竞争性,不断释放社会自由空间,为社会活力生成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     

论权力自觉的逻辑内蕴与实现路径

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特别是权力使用者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权力的自我发现,即对权力的起源、本质、运行规律与价值目的等问题的充分体认,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引导权力良性运行的一种自我实践意识,本质上属于政治理性范畴。权力自觉既是一种政治理性,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更是一种政治价值,它具有历史演进性、价值目的性与客观实践性。实现权力自觉,一要转换权力道德教育范式,从知识导向型转向生活导向型教育范式;二要以善的制度作为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三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四要以权力治理现代化作为权力自觉的政治实践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廉能政治析论

廉能政治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作为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廉能政治是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既离不开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更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必须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党的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是今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予以重点把握的关键内容。然而,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的挑战、政府方面的挑战和"五位一体"建设方面的挑战,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运行。为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意识,往往导致权力运行背离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之提升,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

能否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以确保其正确运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成熟、治理能力是否高强之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开展治国理政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对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举措,其要旨是厘清权力监督与治党治国关系、明确权力监督要点、聚焦权力监督对象、重塑权力监督体制、整合权力监督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子"。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结构析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多重政治动力要素协同推进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改革创新等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要素,三者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力结构,共同推动着我国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主体动力,能够依托执政党权威与政策推动国家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从价值层面界定了国家治理的治理理念与治理目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内核;改革创新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能够破除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国家治理理念与范式,从制度层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制度伦理观建构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

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当务之急则是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这其中,尤其不能忽视制度伦理观的建构在价值引导、理念转换、模式设计、结构优化、路径安排等多个方面的独特作用。制度伦理观的建构过程及其对"制度之善"的不懈追求和扬弃,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价值、权威决策、行政执行、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政治互动这六大体系的现代转型而言,无疑提供了新的更多思路和更广路径。在改革背景和开放思维下,正确把握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方向,应汲取经验教训和规避风险隐患,由国家主导推进法治化建设,实现秩序的法治化而非程式化,扎根国情并孕育善的制度。     

元治理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逻辑及实现理路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既要重视借鉴其以往相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也要注重其本土化的治理实际。元治理既凸显了公民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多样性",更注重国家在治理中的元作用及组织间对话,试图在国家化和自由化之间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有限理性治理策略。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耦合性,可以从构建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营造以法治为引导的多中心良性互动治理结构、建设以治理信任增量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间学习网络等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政治稳定与制度创新

政治结构稳定与制度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政治结构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得益于这种政治结构带来的社会安定环境。制度创新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创立适合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度,为人们提供新的政治价值认同,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平,降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相辅相成,既是实现社会政治生活和谐的保障,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消弭功能、引导功能和塑造功能。     

党内治理现代化的伦理意蕴

党内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伦理问题,是通过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保证权力的内在善性。伦理价值取向决定党内治理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执政确定为党内治理现代化的伦理价值目标,乃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功能以及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在伦理路径的选择上,让德治和法治共同发力,形成"善德"和"善法"同频共振、相辅相成的治理模式,是党内治理现代化必须采用的手段善。     

嵌入式治理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应用逻辑与运行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嵌入式治理能够运用到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其内在逻辑源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权力运转的双向性、社会内部的自主性、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国家权力运行的渗透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乡村社会的现代建构过程需要寻求国家权力嵌入与乡村社会的反嵌入之间的均衡。嵌入式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其强调和重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融合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实现善治和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

治理腐败过程中,无论是对财富占有或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还是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安排的完善,都属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一是廉政价值维度:公共精神、协商民主、人民至上的价值维度;二是廉政结构维度:多元主体、权力制约、社会自主的结构维度;三是廉洁政治维度:廉政文化、放权限权、宪法约束的政治维度。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