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名实分离:双重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

名实分离现象长期且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过程,这一现象是地方政府在法律软约束与经济硬约束不平衡情境下的一种行为策略。本文构建了情境-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组织外情境、组织内情境、行动者、行动结果四个基本要素加以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权力过程名实分离现象的产生机理,并通过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地方政府权力过程的名实分离行为是其处理多元任务困境时,通过对组织内外情境加以理性判断后的选择。一方面,法律软约束与经济硬约束的组织外情境,促使地方政府形成"经济优先、兼顾法治"的治理逻辑;另一方面,在这种逻辑下,地方政府对组织内情境进行局部重构,使其与外部情境相协调,形成效率优先的权力运行规则。由于权力运行的正式规则存在缺陷,难以有效实现效率原则,而非正式规则因具备灵活高效等优势而彰显活力。因此,正式权力的非正式化运作现象大量存在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过程,甚至超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但法律软约束并非无约束,公然违背正式的权力运行程序有可能遭到责任追究,而名实分离的行为则因其外在形式的合法律性而被地方政府所青睐,作为规避违法风险的理性选择。尽管权力过程的名实分离有其合理性,但暗含权力非法治化的风险,进而滋生腐败、地方政府间合谋等权力异化问题,侵蚀了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破解政府治理高碳的“效率困境”——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分析

政府在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治理高碳的效率却存在着"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现象。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来看,政府治理高碳能力受到低碳发展的价值观、治理高碳的行动意愿、政策供给的偏好影响。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由于存在认知差异和获取信息、资金和技术的能力差异,导致治理高碳的政策供给和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呈现出"效率困境"。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建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机制,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高碳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支出偏好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治理——基于J地政府1998-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J地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过快,行政成本占GDP比重、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行政成本弹性系数偏大。政府支出偏好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诱因之一,表现在政府预算最大化偏好、政府支出结构偏好和官员职务消费偏好三个方面。为了达到治理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应该强化预算约束力,发挥道德激励力,消除主观因素影响,实施"零容忍"负激励和完善考评激励。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试论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问题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环节和提高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着诸如“三会”权力制衡机制失效、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法人治理结构的产生机制先天不足等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是由于产权不明晰、产权制度不完善、外部治理错位、激励相容约束缺失造成的。因此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从明晰产权、完善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努力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资源的下沉推动基层政府组织形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目标-差异化回应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湖南星镇研学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历时性观察,以刻画新时代基层政府的组织形象。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会受到服务导向的社会逻辑、执行导向的科层逻辑与经营导向的市场逻辑的形塑,而三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组织目标约束与激励的非均衡性,促使基层政府分别采取回避型、合规型以及积极型的差异化回应行为,最终塑造了“执行型经营者”的形象特征。“执行型经营者”不仅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情境复杂性,更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政府对治理情境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对产业经营的深度介入,也会挤占乡村产业内生力量的成长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导向,建立乡村产业培育机制,实现内外相融合的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     

地方政府逐利行为的负面影响及其矫正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之一,地方政府"经济人"属性日渐强化。由此而产生的地方政府逐利行为不断加剧,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盛行等。必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利益边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健全地方政府权力约束机制,消弭和矫正地方政府的不当逐利行为,使其更趋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