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贸易与储备:东南亚粮食安全与中国—东盟粮食合作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各国历来高度关注粮食安全问题,东南亚既有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大国,也有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大国,粮食安全在地区安全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东南亚主要粮食出口国通过一系列举措,着力发展大米生产,渐次形成了本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但由于缺乏成熟的粮食储备体系,其在粮食储备方面并不能满足粮食安全保障的需要;主要粮食进口国通过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构建起以粮食进口贸易为主导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但由于长期偏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粮食生产,生产不足成为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最大短板.作为东南亚国家的近邻,中国在粮食安全保障方面与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具备加强粮食安全合作的基础.此外,中国要从东南亚各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形成过程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构建集粮食生产、贸易和储备于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当前东南亚民族分裂背后的美国因素

本文主要分析和论述美国因素在东南亚国家民族分裂中的影响.本文在第一部分总结东南亚各国民族分裂的现状,分析民族分裂活动共同的特点,通过事实说明美国确实与东南亚各种民族分裂势力存在联系.第二部分从国际格局和具体国家具体分析两个层次入手,深入剖析美国因素如何发挥影响,并辅以佐证.本文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美国的干涉是东南亚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东南亚国家迄今没有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变得四分五裂的原因是它们对美国的干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卓有成效的抗争和抵制.本文在第三部分总结东南亚国家抵御美国强权干预、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有效措施.同时,这些颇有成效的措施可以给中国一些有益的启示,以应对台独、藏独、疆独等问题,维护国家统一.     

世界粮食危机的特征、成因与对策研究

2008年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粮价持续高涨,引起世界各国粮食市场供不应求,出现了席卷全世界的粮食危机.此轮世界性粮食危机呈现出上涨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影响强度大的特点.文章剖析了世界粮价持续高涨的原因,并提出稳定粮价、维系粮食安全的具体措施.     

英国东南亚特派员与粮食供应(1946-1948)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重返东南亚的英国试图全面重建战前的殖民统治.鉴于战后东南亚地区普遍的粮食危机已导致一定的社会、政治危机和外交困境,英国政府派遣凯勒恩勋爵为东南亚特派员主管东南亚地区的粮食供应并促进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自1946年3月16日至1948年3月27日,凯勒恩勋爵召集了一系列会议,组建了各地的联络机构,疏通粮食供应的交通渠道,促进粮食生产,并同东南亚主要产粮国(本文仅论暹罗)展开外交联系以保证英属东南亚地区的粮食进口.特派员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南亚粮食危机,促进了东南亚各国的战后重建,为英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与防务合作战略开辟了道路.     

世界粮食危机中泰国粮食政策研究

粮食是重要的农产品,事关人民基本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今年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让许多国家陷入饥荒与混乱.泰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面对这场"无声的海啸",机遇与挑战并存,泰国政府从容不迫,从维护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着眼于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及农业的长远发展,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粮食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涉及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敦促利益分享机制的执行、整合农业发展、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和增强国际协商与合作等方面.目前泰国的粮食政策运行良好,可资其他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借鉴.     

美国经济趋缓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元的持续贬值正冲击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萎缩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这些国家货币升值直接影响到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也使东南亚石油进口国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然而,东南亚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不利的外部经济形势.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还比较好,对外经济关系的多边化已取得明显进展,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较过去减小.只要美国的经济困难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东南亚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是能够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     

从双边到多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新冠疫苗合作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始终视东南亚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东南亚成为中国疫苗海外合作的重点区域.中国疫苗是东南亚国家可在短期内大量获得且价格适中的疫苗,但有的东南亚国家出于地缘政治、文化适应和疫苗安全等顾虑,更倾向于采购欧美国家的疫苗,或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获得疫苗.因此,中国疫苗在东南亚并不占主导,甚至被某些国家完全拒绝.在东南亚疫苗供应中,虽然多边机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双边购买与捐赠依旧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疫苗合作的主要方式.为了消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的短期和结构性顾虑,多边合作机制应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疫苗合作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需高度重视疫苗的文化适应问题,适时公布更具说服力的疫苗临床试验数据并"讲好中国疫苗故事",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九一一事件后,出于安全的需要,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加强了反恐合作,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加强.美国利用反恐使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有所扩大,但东南亚地区原有的大国平衡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今后五至十年内,恐怖主义仍将是影响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基本因素,东南亚国家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不会让美国肆意妄为.     

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启示——基于人口红利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人口发展速度上,还是从社会发展水平上来说,东南亚国家都有了巨大变化。本文主要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分析东南亚国家教育投资、健康保健、人口迁移等方面的投入政策,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推出与本国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教育改革方案,调整健康保健投资结构,解决流动人口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东南亚国家通过对教育、健康保健、人力迁移等方面的投入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启示作用。     

东南亚国家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东南亚国家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王文良赵子诚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是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与措施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关税及非关税政策的情况，特别是涉及到进口政策方面的所谓“壁垒”问题，对我们发展与东南亚各...     

从印尼五月骚乱看战后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印尼的五月骚乱突出了东南亚华人问题。反华排华一直是东南亚的普遍现象。导致东南亚地区华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民族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语言的复杂性、以及受冷战格局和所在国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为了根本解决东南亚的华人问题 ,华人本身、所在国、中国及国际社会等不同的社会主体应采取不同的措施。     

20世纪以前的南洋华侨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前南洋华侨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食料、食品以及饮食习俗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方面,华侨通过在南洋地区的生产活动,把中国的传统饮食传播到南洋地区;另一方面,华侨把大量南洋饮食物品传人中国。在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中,南洋华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种变化不是靠恐吓和威慑达到,而是通过中国不断增强的软实力来实现的。以东南亚地区为舞台,中国从援助、外交、外贸与投资、机制建设、自由贸易区建设、关税减让、非传统安全合作、教育、留学生交换、中华文化弘扬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的软实力及其魅力。当这些得到东南亚各国认可,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得到理解和支持,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密切了两者的关系,保证了中国和东南亚的共同安全。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视角与问题——以三家高校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为基础

本文选取《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和《亚太评论》三份学术期刊,根据东南亚问题研究论文的载文量、内容(国别与主题)和作者三个指标,对这三份刊物2000—2005年的载文进行了统计、对比与分析,并由此管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成就、视角与问题。     

Following the Grain: State Formation and Trans-local Grain-trading Networks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respect to the major approache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two knowledge gaps are identified. Firs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wo sets of dualistic conceptual entities may be connected in the often-contentious state formation process between: (1) the ruling minority and ruled majority; and (2) the nationalising state and grain-producing frontiers. Second,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ole that th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played and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tate formation processes. Using a Philippine trans-local grain-trading network as a site of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seeks to fill these knowledge gaps by delineat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 designated as rhizomatic political economy – which argues that Southeast Asian state formation may hinge on the instrumentalis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what is identified as their rhizomatic power/knowledge system. They are not just business-brokers in the trans-local grain trade that connects the national capital and grain-producing locales, but also serve as political brokers to implement state measures in regards to food and interior security affairs.     

近20年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东南亚华商开始向中国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广东和福建侨乡地区。东南亚华商的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侨乡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三十年来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一个初探性的研究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兴起于后毛泽东时代。我们可以把在过去三十年间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划分为三代,在第二代学者时期,来自东南亚的“归国华侨”在东南亚研究领域里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们与中国本土出生的学者一起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第三代东南亚研究学者则都是中国本土出身。尽管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比,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如学术质量不高、因合作不够而导致学术上的重复工作、基础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同样薄弱等。但目前在中国,一些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以及优秀的作品正在不断涌现。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本文简单梳理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特色。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传统与变迁部分回顾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诞生与早期发展;机构与队伍部分介绍了1978年以来以东南亚研究所为主体的发展情况;成果与特色部分介绍了东南亚研究所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ansion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has been a vital factor underlaying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As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continue to deregulate and prosper,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ithin the region. The character of thi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owever, has shifted recently. 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has declined while that of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has boomed. Whereas China has absorbed huge amou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vestment to the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appears to be weakening significantly. This weakening of investment is occurring just as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truggle to uppgrade the technical levels of their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 accommodate the rising wages and income levels that are fundamental to sustained and broad-based increases in standards of living throughout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