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会期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度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会期制度是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呈现出显著的制度化趋势,会期制度内容趋于完善,会期制度运作趋于稳定,会期制度效能得到较好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实现制度化,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健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强化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有助于构建国家的政治仪式体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增强整个社会生活的可预期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党内会期制度的运行,逐渐实现定期化、定型化,探索出一条稳妥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规范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正>涵义江必新: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推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反贫困:制度创新与法律保障

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国家初步建立了涵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城市反贫困制度法律体系。但是这一制度法律体系还不够系统完善,还存在城市反贫困主体单一、社会参与有限的问题,尚未建立系统完备、保障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法律体系。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贫困、制度贫困和法律贫困是致使产生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城市反贫困工作管理机制,解决反贫困制度建设滞后和立法不规范的问题,科学规划、统筹规范反贫困工作,形成以宪法为基本依据、以《反贫困法》为核心、以《社会保障法》等相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反贫困法律体系,强化城市反贫困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升城市反贫困制度化、法治化进程。     

“良性违法”现象的根源与治理对策

法律的生命在于全面彻底地遵守和执行。"良性违法"虽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助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构建并趋于完善之时,依旧放任"良性违法"不仅缺乏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而且侵害了法律制度的权威与稳定,有损国家治理的进程。必须坚持以法治国,依法依规和按制度办事,通过法治的方式,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并不断提升双重组织生活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尤其是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仍然存在"一重硬一重软"、纪律约束力不强、有的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仍需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着手解决好双重组织生活的相互衔接和平衡,推进双重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并突出纪律约束,大力推动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农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思路析论

农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是其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体系的运作角度而言,"制度化"不仅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包括制度在实践中获得认同和支持,其权威性、合法性得以确立的整个过程。我国农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应该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农村协商民主地方治理经验经过系统理性的论证、总结,从而上升为稳定的制度和程序,或者从"非正式制度"转变为"正式制度";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真正融入现行地方治理体系,确立其权威性,并得到切实遵守和实施。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维稳"任务的破产,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为保障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清末法制改革述论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虽然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也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亲情"定位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制度也随之完成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型。法制的转型与变革,构成一幅正在进行中的法制现代化的画卷。"情理法",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惯性力量,在"乡土社会"中,它与国家制定法一道,调整、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理与亲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在同一场域内进行着相互追求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法律制度的亲情化"与"亲情的法律制度化"必将贯穿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始末。     

提升协商民主制度化水平的思路

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离不开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的制度与机制,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进程。提升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一要建立协商主体保障制度,二要建立协商过程监督制度,三要建立协商效率审查制度,四要建立协商结果跟踪制度。     

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从理论上说,国家目标、地方政权行动策略与基层社会利益诉求这三者具有一致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应该是一种单向"授权与执行"的复制关系。然而,在执行实践中却并非如此,严重损害了基层社会的利益,阻碍了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必要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在理性化、制度化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新型模式。同时也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及出路

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反腐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对焦点案件的被动查处,转变为对制度化反腐方略的主动探求。未来的廉政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家廉政制度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并存悖论;二是既有廉政制度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的"制度软约束"现象;三是选择性反腐的合法性危机。     

就职宣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的变革时期,这一过程中,政府不断向社会放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政府权威与公信力受到影响,如何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再造政治信任、重塑政治合法性,成为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就职宣誓,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合法性象征的外在仪式,备受古今中外统治者的推崇。通过对中西方就职宣誓的演变进行历史梳理,并作出比较,从政治学角度对就职宣誓进行解读并提炼出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用价值,通过系统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就职宣誓制度及其配套体系,不仅可以丰富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内涵,而且对推进国家有效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核安全立法的思考

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危、公众利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必须确保万无一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抓紧制定核安全领域的顶层法律《核安全法》,构建完善的国家核安全法律体系,推进核安全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     

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关键在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专家王利明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关键要确定好治国理政规则,特别是从经济层面建立一个公平开放透明有序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使市场主体充满活力。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专家王利明教授就如何改革和完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问题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保障法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战略为社会保障法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一些立法上的难点问题有助于在法律体系协调推进中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建设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层次较低、立法滞后于制度建设、法律执行力度较薄弱等问题。推进社会保障法建设必须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顶层设计相衔接,统筹协调推进。     

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建设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为全面领导的制度化实施提供了基本路径。制度化全面领导的根本内核在于实现法治,依法执政是制度化全面领导的基本方式、依规治党是制度化全面领导的根本保障、依法行政是制度化全面领导的重要实现途径。在未来持续建构制度化全面领导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党与国家政权机关责任体系、要不断凸显人民治理主体地位、要在持续的制度建构中为改革发展与社会进化留有制度变革空间。     

中国地方自治立法的开端——清末地方自治

20世纪初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内忧外患,清政府发布"变法"、"仿行宪政"的上谕,推行"预备立宪"、"修订法律"等项措施,地方自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各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地方自治形成了初步架构。作为清末新政重要内容之一的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条件和基础,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