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未来行政法的走向趋于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不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解决行政争议、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为解决行政诉讼非类型化的弊端，我国应秉承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价值追求，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行政诉讼的目的、审理规则及方式、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依据，构设撤销之诉、课予义务之诉、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公益之诉、当事人之诉的类型化体系。     

论诉的利益之判断

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提起的诉应当具有的法院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对诉的利益之判断,无论对于保障诉权还是防止滥诉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判决要件具备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的诉有诉的利益,法院必须进行审判,没有诉的利益,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诉的利益具有抽象性,法院对诉的利益是否存在的判断,应当从原告、国家、被告三者的立场进行考量,并且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诉的特点甚至个案具体情况来判断。     

附条件将来给付之诉的支持与限制探讨

在诉讼法理以及外国的立法实践中都有对将来给付之诉的研究，这是因为诉讼的延迟将给权利人带来实际的损害．而将来给付之诉可达到司法的实质公正，因此将来给付之诉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将来给付之诉是在权利没有受到损害的时候发生的．因此有引起滥诉的可能。将来给付之诉其本身也是存在一定缺陷的，特别是对于附条件将来给付之诉是否应当存在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     

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 识简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辩识之机制和措施.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

对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问题,无论是消极事实不易举证、与消极确认之诉存在冲突的主张,还是受损人举证困难、受益人更易举证的观点,均存在认识偏差,不构成要求受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相反,无论从法律逻辑的向度还是生活经验的向度来看,均应要求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对于部分不当得利类型中“没有合法根据”所依据的具体事实不易确定的问题,可通过受益人“具体化说明义务”予以缓和.     

法院不宜直接受理未经索赔的“保险给付之诉”——兼议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应当认识到理赔程序在确定保险给付之债上的重要意义，依据索赔一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法院不应直接受理未经索赔的“保险给付之诉”——兼议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应当认识到理赔程序在确定保险给付之债上的重要意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诉的利益之探讨——以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分析

诉讼作为一种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其不仅影响当事人权利行使的范围,也决定着法院审判权作用的边界。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在现代型纠纷中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变得极为重要和紧迫。因而如何扩大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范围成为学界与理论界探讨的话题。通过对域外制度的考察和实践发展需要,诉的利益之概念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本文在厘清诉的利益之内涵与本质基础上分析民事诉讼中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及形成之诉中诉的利益之判断,以为当事人权利之保障和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扩张提供些许助益。     

我国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虚假诉讼问题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制度等复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脱离微观的具体概念、制度规定,较少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探究。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思路,从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出发,用时间标准进行梳理,区分“法院是否赋予第三人参与诉讼机会”和“第三人是否实际参加诉讼”来进行类型化研究,探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缺陷,寻求完善策略。     

关于诉的受理的民法思考

民事诉的受理有从内容上的分为确认之诉的受理。形成之诉的受理和给付之诉的受理,有从程序上分为特殊程序上诉的受理和普通程序上诉的受理。有从审级上分为起诉的受理,上诉的受理和申诉的受理。《民事诉讼法》关于一切诉的受理的规定构成了完整的保护诉权的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中经常引发争议。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无论在给付不当得利还是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由原告/受损人固定地对“没有法律根据”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在给付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应主张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即作出给付行为的具体原因以及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嗣后丧失的事由。这些待证事实内容明确、特定，不存在无法证明的困境。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纠纷中，“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的内容一致，通过证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原告对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基础事实的证明也就同时完成。由被告/ 受益人证明其受益有法律根据并没有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只是使提供证据责任转移至被告。     

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应当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诉讼财产保全条件的新思考

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常常受制于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是否有使判决不能或难以执行的行为或其他事由之判断 ,判断形成不应忽略“可能”二字均采客观标准 ,应以申请人认为的主观标准为根据 ,才能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价值和功能。     

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研究

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中,确认之诉包括确认无效之诉和确认有效之诉。我国《公司法》第22条仅规定了确认无效之诉,并未规定确认有效之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认有效之诉时有发生,法院对于此类诉讼是否可以受理,一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现行条件下,通过最高院批复的形式承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的合法性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的类型化分析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主要通过原告的诉讼请求实现。目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的类型不能满足制度目的和功能需求。诉讼请求的相互依赖性和救济的不可分割性可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应处理的诉讼请求的判定标准。同类集合性的诉讼请求也应纳入其中。中国不妨借鉴并调整欧盟关于消费者集体利益保护的指令提案，扩宽消费公益诉讼中确认请求的范围；依照损害的性质对损害赔偿请求进行分类，允许原告请求公益性和私益性损害赔偿；谨慎对待集体惩罚性赔偿；在确认请求和损害赔偿请求的关系方面，可以采用并限制“两步走”的方案。     

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识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辨识之机制和措施。     

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识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辨识之机制和措施。     

无效婚姻之诉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新婚姻法对婚姻之无效是否必须经法院为无效宣告之判决却毫未提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7条之规定，我国无效婚姻之诉是现实存在的。由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都对无效婚姻之诉缺乏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对无效婚姻之诉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作点探讨。     

从天字公司案看美国法院关于“直接影响”的认定

美国法院对发生在美国领域外的外国国家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较为谨慎，表现为对“直接影响”的解释较为严格。就具体认定标准来说，它要求影响必须是直接的，没有其他介入因素；还要求影响必须“在美国”，常常表现为原告具有美国国籍，或合同履行地在美国。因此，中国政府或国有企业如在美国被诉应积极应对，综合利用该规则及外交途径等主权豁免，同时注意在合同谈判阶段就利用“直接影响”的条件规避在美国法院被诉的风险。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的疏失及其完善——从试点期间典型案例切入

梳理与剖析两年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件可知,虽然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驳回诉讼请求、撤销、履行职责、履行给付义务、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变更等六种判决形式,但试点期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形式整体上呈现类型狭窄的特征,最经常适用的两种判决形式中,确认违法判决过于形式主义,履行职责判决过于笼统。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需要矫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定位的偏向以及行政诉讼构造上的扭曲与错裂,具体路径包括：系统规定与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形式、尊重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而慎用确认违法判决形式、具体化履行职责判决形式、重视具体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