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超立法原理：对哈耶克法治理论的重构与反思

哈耶克的法治观是由自发秩序理论衍生而来的，法治原理的根基在于建立在无知论之上的自生秩序理论。由此法治之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即保障自由的法律。于是，没有法治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它误解了法实证主义的社会命题与分离命题，对法实证主义的法治观进行了极端的解读；其次，他的法治三原则无法直面真实的法律实践，而且排除了权利，也无法有效实现控制权力之专断行使的目的。因此，这种古老而空泛的法治理论也许只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法治结构论

法治结构是指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与法律之间形成的动态结构 ,亦即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之间及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位阶。本文引入“法治结构”的概念 ,结合法治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对我国法治结构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必然包括法律、公民个人 (人权 )、社会 (社会权力 )、国家 (国家权力 )、政党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 ,也就是法治结构完善的过程。作者最后认为完善法治结构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基本任务。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法治保证层次论

法治保证是旨在保证真正、有力实现法治要求的专门法律手段和內在法律机制,主要包含四个层次:法律理想的崇高;“理想”的法律规范;法律有效实施和有力的法制监督。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和自由的关系视角

法治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生存方式,内涵了人的自由理想.自由精神是法治产生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对法律自由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实践问题,自由不是纯粹理性的反思,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对中国而言,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法治,是其法治之路的特征.     

法律职业研究的理论背景

法律职业的兴起是法治深化的一个重要征象。对法律职业的研究必须置于法治研究的大背景下,否则很难认清法律职业的正确地位。法治的发展路径必然是精英治理与大众治理的结合。这是对法治中终极因素——人的因素的正确把握。法律职业、法治政府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制约与互动是法治建成和稳固所要求的权力格局。法治的历史已经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和图景:英国和美国代表着先发展国家的法治理路,而日本则是后起国家的法治典型。这些国家的法治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整个人类历史作为改造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方式的历史和竭力维持人类理想的历史。     

法治行政是依法行政发展的方向

通过十多年依法行政实践,“依法行政”这一涵义已经出现局限,不适应新的要求,在实践中出现很多矛盾,为了适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迈向“实质法治”,我们需要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实现更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法治行政。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德治”和“法治”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必然需要。     

论法律与道德

作为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始终存在着重叠、冲突与对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不仅仅是二者本身规范意义上的分离与重合,不同的社会科学与政治生活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精神与实体判断,法治与德治进而成为自古以来国家社会调控机制的不同选择.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便扩展为政治学、伦理学、法理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主角,并且只要存在社会规范,它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析自然法及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启示

自然法思想及其所蕴涵的价值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自然法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和个人养成了信法、守法的品性,形成了刑事法治的良好运行环境;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思想包括自然法理论对我国法律的影响与日俱增,直接源于自然法理论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已经明确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但我国的法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法治之路仍很漫长。究其原因,是我国社会中长期缺乏自由、平等、安全的自然法价值。我们应在国民中培育这种自然法观念,培养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     

法治成本的节约与控制刍议

法治及其进程中的成本是客观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但是,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其代价和成本也是可以节约和控制的。通过制度的方法、非制度的方法和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法治成本的节约与控制,是推进法治及其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同构原理视域下的法治理念与公安执法关系研究

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公安执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两者在对法律、权力、权利和程序的认知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因而具有同构关系。从理论上论证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分析其交互功能价值,对未来我国法治建设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法治层次观照下的法律语言发展完善

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法律语言的完善程度是法律文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治是有层次的，法律语言必须具有多种特征才能与之相适应。法律语言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立法语言应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上，尽量简明、平实；司法文书写作风格要多样化并增强其内容的说理性；法制宣传要关注民众需求，注重宣传的实效。这是法治层次论对法律语言发展完善的客观要求。     

由李庄案引发的法治思考

我国的法治状况在重庆打黑的背景中得到明显的表现,在李庄案中得到聚焦.行政、司法和社会监督等各种力量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其间表现出的行政力量的威慑、司法过程的迅速以及舆论监督的特征表明我们的法治追求任重而道远.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对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奋斗目标被确定下来。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实行依法治国,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文章探讨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对策。     

树立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三晋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文章立足于山西的实际,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诉求,对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三晋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