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区的"中共中央局"署名考

1931年至1934年间,中共中央从未改称为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内部也从未设立过中共中央局这一机构,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以后,也从未使用中共中央局名称进行活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中共中央局"这一名称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简称.     

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思考

正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弼时等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肩负的使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除了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一项外,其余几项使命很快完成。到了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     

江西曾经是锻造中共中央的革命熔炉

本文认真梳理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等中央机关在江西奋斗的曲折经历、丰功伟绩和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艰难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江西曾经是锻造中共中央的革命熔炉。     

江西曾经是锻造中共中央的革命熔炉

本文认真梳理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等中央机关在江西奋斗的曲折经历、丰功伟绩和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艰难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江西曾经是锻造中共中央的革命熔炉.     

周恩来刘伯承派出的特使

1934年在一场绵绵细雨中不急不慢地来到了瑞金,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周恩来的眉头越发紧蹙了。3年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令从上海来苏区就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继而又担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委副主席等要职,所经的挫折和苦衷真是一言难尽。但可以说,没有一次比现在更糟,心情更沉重。周恩来在临时中央的指令下接替毛泽东指挥前     

关于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3年 1月迁入中央苏区以后 ,是否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不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校庆日应定在什么时间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考析     

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机构变迁的历史比较

中国共产党一度受苏共影响极大,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即是"以俄为师"的产物,但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仍保留着一定的独特性。中共虽几度设置中央组织局,但其职权范围与人事构成与苏共中央组织局有很大不同。在中共中央机构设置中,政治局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领导层级,组织局一直作为政治局的执行机构而存在;而苏共中央组织局长期以来与政治局名义上平等,都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虽都是因事而设,但苏共中央组织局之废立受党内斗争和领导人个人意志影响颇大,中共中央组织局之调整主要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赣南会议”再探——兼论任弼时与“中央代表团”的功过

一、“中央代表团”的派出及其使命1931年春,中央政治局决定向中央苏区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它的形成及派出有一个过程.早在1930年8、9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两次讨论成立苏区中央局.10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苏区中央局组成人员,并决定派项英先去苏区.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终确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暂由项英代理.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一、红三军团前委,告知在项英未到苏区之前,苏区中央局可先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这时,任弼时即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项英于1931年1月初到达江西苏区的宁都县小布.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月15日在小布正式成立,宣布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组成.同时成立了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此时,周恩来、任弼时还在上海,共青团中央一人和湘赣边特委一人名单尚未确定,余飞因故不能去苏区,曾山因发生“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失去联系.当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     

任弼时等提出“以毛代项”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始末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1931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负责人是任弼时。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项英。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后,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以毛代项”,即由毛泽东替代项英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为什么提出“以毛代项”,中共中央何时批准毛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是否撤销毛泽东中央代理局书记的职务?本文拟根据迄今看到的材料作一些探索,澄清一些事实。一、任弼时等为什么提出“以毛代项” 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冯、桂的中原大战后,调集重兵准备“围剿”各苏维埃区域。当时,还在长江局工作的任弼时,即向中央建议:“速以大部主力回过头去配合湘赣边广大群众的力量,消灭赣方之敌”;之后,又请中央“速派负责人前往苏区主持指导工作”。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     

红军东方军在延平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了中共临时中央的《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中央苏区北部的抚河、赣江之间积极活动，破坏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另一部分组成东方军人闽作战，打击驻福建的国民党军。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本文着重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其履职期间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对毛泽东的严重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章通过对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研究,阐明这届中央委员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为其正名,应该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     

陶铸在“中央文革”

陶铸在从1966年8月2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也因此受到这些人的迫害,最终含冤去世."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 历史是公正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史册上记下陶铸在"中央文革"中同江青等人做斗争的光彩一笔.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

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为创建地方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又历尽坎坷,大起大落.1933年3月,时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并受到错误的处置.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遭遇的第一次磨难.事情发生的深层根源是邓小平不认同"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指责,根本原因是邓小平的思想主张与"左"倾路线相悖,导火线是所谓"寻乌事件".历史证明,邓小平是中央苏区江西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     

河南“中”文化及其对构建和谐中原的作用

与经济发展一样,文化发展也是有路径依赖的。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用民族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最能体现河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是“中”,河南“中”文化为我国民族优秀文化之精髓。由河南“中”文化孕育出来的红旗渠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河南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崛起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河南“中”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文化,对和谐中原建设有重要作用。但是,弘扬河南“中”文化,发挥河南“中”文化对和谐中原建设的作用,必须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还不很深入,但仍取得了不少成果.近10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随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以及学术界思想的解放和史料的挖掘,逐步深化,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著、历史回忆录、人物专访、传记和文献资料.本文着重对近20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的斗争以及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简略的回顾与评述.     

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

由马洪武教授主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是当前出版界难得的一本好书 ,是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专著。第一 ,该书是一部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通史 ,填补了该史学领域的一项空白。首先 ,近年来各地出版了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史 ,也包括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可是都是各自省属范围或地区范围的抗日根据地史 ,如江苏省编写出版了苏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史 ,安徽省编写出版了皖江、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史 ,湖北省编写出版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史 ,浙江省编写出版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史 ,河南省编写出版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史等…     

从工人到党中央副主席跃变的“文革”神话序曲——“安亭事件”始末

历史往往在瞬间改写文革 初期的王洪文仅仅是上海一个不知名的工人 然而他却时刻窥视着突变的 ，政治风云 一手策划了安亭事件 并与张春桥达成了政 治上的默契 迅速 脱颖而出从此 他作为 工人领 袖 与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结成了 四人帮 从而 顺利进入到中央政治的最高层 。     

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形成和提出的“三个总体布局“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形成和提出了三个"总体布局"的战略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外事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三个"总体布局"的思想,分别从内政、外交、党建的角度阐述了党在新时期新阶段的理论创新,表明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有其显著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创新的自觉;中国革命早期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在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下,我们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