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朝的狱政思想

商朝的狱政思想基本上是从夏朝沿袭过来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商朝的狱政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夏朝的“代天行罚”的思想；二是沿袭并发展了夏朝的“宗法礼治”思想；三是创建了“苦役惩罚”思想。而“代天行罚”思想仍然占居狱政管理的主导方面，“宗法礼治”思想与“苦役惩罚”思想则与“代天行罚”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商朝奴隶社会法制和狱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论夏朝的狱政思想

狱政思想是指导、影响监狱管理的思想。夏朝不仅有狱政思想，而且形成了一定体系。夏朝的狱政思想三个方面：一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而来的“代天行罚”的思想；二是建立新的国家秩序所必须的“宗法礼治”思想；三是对囚犯实施“幽闭思愆”的思想。而“代天行罚”思想则占居夏朝狱政思想的主导方面，“宗法礼治”、“幽闭思愆”思想与“代天行罚”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夏朝奴隶社会法制和狱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论春秋时期的狱政思想

春秋时期，狱政思想呈现出纷纭交织的态势，在狱政思想方面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老子和孔子等人。对狱政管理具有明显影响的狱政思想主要有郑国的子产提出的儒家和法家继承发展的“宽猛相济”思想，孔子倡导的礼仁结合思想，孔子主张的“德主刑辅’，和“为政在人”思想，其中，尤以子产的“宽猛”思想和孔子的“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影响最大，这些思想对春秋时的狱政管理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论狱政管理的性质

孙平在《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刊》2003年第一期上撰文《论狱政管理的性质》对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狱政管理的性质”的观点作了综述，然后提出：1、狱政管理是刑事管理活动。狱政管理是监狱对其所管辖的事务所进行的管理。这里的事务既有单纯的行政事务，也有刑事事务。狱政管理首先是一项执行刑罚的具体活动。刑罚是统     

论人道主义干预的军事干预标准——质疑功利主义标准之“合理的成功机会”

一界定一个概念:“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有学者将之翻译成“人道主义干涉“,也有学者译为“人道主义干预“。笔者认为,在中文语境下,将“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译成“人道主义干预“比较科学一些,更能符合并体现国际法的精神。     

明德慎罚·宗法礼治·幽闭苦役——论周朝的狱政思想体系

周朝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在监狱管理方面施以“明德慎罚”的狱政思想，同时，为了维护其宗法统治，又以“亲亲”、“尊尊”的“宗法礼治”为狱政思想，再加上从商朝“苦役惩罚”沿袭并发展而来的“幽闭苦役”思想，三者构成了周朝完整的狱政思想体系。     

论师范精神及其新的目标追求

师范教育是旨在使受教育者能为师为范的教育，亦即使受教育者能成为人类文明、人格力量、人生智慧的体现者的教育。师范精神是一种理想化、人道化的，以对人的成长与发展的关怀为根本宗旨，以时代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文化精神。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以科学、创造、奉献与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师范精神，努力创建能体现和弘扬这种精神的新型师范教育     

论我国管理实践中“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辩证发展

本文在分析我国“特色人道主义”的基础上 ,详细探讨了改革以来管理实践中“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异化问题 ,进而分析了现代“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管理实践中的建设问题。     

中外狱政制度比较

了解当代西方国家的狱政制度,借鉴其中科学的合理的内容,结合中国的实际为我所用,是很有必要的。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狱政制度也不同,但也有相似和相通之处。本文就中西方的主要狱政制度作些比较,藉以开阔和深化我们的认识。     

以罪犯为本体，运用“进攻型”手段构建心理矫治操作体系

狱政管理工作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坚固的外在防御体系。监狱工作改革和发展、敌犯情态势严峻、罪犯心理现状给狱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树立以罪犯为本体的理念，以心理矫治手段为突破口，由“防守型”管理手段向“进攻型”管理手段转变，构建并推进心理矫治操作体系，使罪犯的犯罪思想行为产生“四个转变”。实现狱政管理的本位职能，提高狱政管理效能，维护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     

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中国监狱改良思想的滥觞与兴起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901年8月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之折以及1902年底赵尔巽关于通设罪犯习艺所的上书开启了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思想之门.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与预备立宪的进行,各种监狱改良思想亦随之涌现、渐至兴起并日臻成熟.清末监狱改良思想基本具备了西方狱制思想之现代性.     

试论监狱行刑的伦理精神

监狱行刑的伦理精神在本质上所体现的是人们对监狱行刑之"应然状态"的理性认识和价值追求,它本身就是监狱行刑最高的伦理价值标准,集中体现了伦理道德对监狱行刑的根本要求。监狱行刑的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与和谐精神。     

监狱行刑理念创新研究

监狱行刑理念是整个监狱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是监狱文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监狱行刑理念创新就是以实现行刑公正最大化为目标,以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为主线,对传统监狱行刑理念与实践进行审视与反思,经过新旧互动、中外兼容和优胜劣汰,逐步建立与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统一的现代行刑理念。目前,我国传统的监狱行刑理念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因此,需要超越传统行刑理念,以促进行刑理念的现代化。     

弘扬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理性精神。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 ,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支撑和弘扬。弘扬理性精神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 ,不断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理性的文化启蒙 ,并正确看待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思潮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     

警院精神价值探析

警院精神是新时期公安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公安院校必须用专业和趋势规划未来,更要有战略的智慧和长远的眼光。在崇尚科学文化与和谐发展的现代社会,大学校园文化越来越成为校园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大学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探讨警院精神的价值追求正是对公安高等学府校园文化建设和新时期公安精神的深层关注。警院精神有着对警察院校建设和发展的内在价值及对社会发展的外在价值。     

本体与属性：监狱惩罚的新界定

我国传统刑罚学中关于惩罚的研究范式仅囿于＂惩罚为了什么＂,实际上,应该对惩罚的本体即＂惩罚是什么＂作出深入分析。惩罚是国家基于报应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立场,对被判定为有罪的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痛苦的一种方式。当人类进入到近现代社会后,惩罚则由一种方式转变为一种机制时,监狱惩罚便由此承担了其历史赋予的重任。监狱惩罚是对惩罚的现实兑现,是通过时间、空间和制度等安排实现对惩罚的物化。监狱惩罚的法律属性从历史和逻辑出发都可以定性为监狱的本质机能,而改造机能只能为次生机能。     

What is “prison culture”?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cultural schema in prison

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a prison has a “culture?” Scholars have long emphasized the presence of a “prison code” and, more recently, a “racial code” as salient cultural domains in men's prisons. Yet, even though most people intuitively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prison culture,”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regard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as an analytical construct in prison scholarship. The current study makes two primary contributions to this literature. First, drawing on advances in anthrop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we incorporate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chema to provide a concrete analytical construct. Second, we test vary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cultural schema as either characterized by consensus or as overlapping relational structures. Using cultural consensus and correlational class analyses among a sample of 266 incarcerated men,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of a culture of consensus for either the prison code or the racial code. Furthermore, we show evidence of heterogenous schema among these cultural domains. Our study is relevant to wider disciplinary work on culture as the problem of analytical precision we address is characteristic of much of the work i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that evokes culture as an explanatory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