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知识产权

分析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行为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特别是其中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并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框架.得出具体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涉及复杂的法律分析的结论.     

论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制度又称为独占禁止制度，一直是困扰反垄断执法的难题。本文运用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反垄断法上的独占禁止制度进行了分析和评论，阐明了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要件和原理，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基本符合反垄断法的原理，同时指出我国在执法中应以合理原则为指导，在明晰法律要件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典型的排斥竞争行为。     

小额电子资金划拨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美国法的借鉴及我国相关法制的建立

电子资金划拨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额电子资金划拨中的反垄断问题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禁止联合限制竞争的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反竞争的企业合并.在美国,这三项制度对小额电子资金划拨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电子资金划拨体系中服务费用的限制则应纳入反垄断法的一般规制;在认定路径规则和对参加小额电子资金划拨网络的成员身份的限制性规则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应比一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的构成标准宽松;对于小额电子资金划拨系统无疑要进行合并控制,但控制标准要放松.     

市场支配地位司法认定问题之探讨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支配地位,从事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判定被告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以被告在相关市场占据支配地位为前提,这里既包括相关市场范围的界定,也包括支配地位的认定。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北     

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认定问题研究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企业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并不违法,只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才属违法.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是垄断行为违法认定的基本原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垄断行为中的高级形态,其行为的违法性应适用合理原则加以分析认定,并主要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排斥与限制、企图独占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综合因素分析考查其反竞争性.     

欧盟竞争法规制知识产权拒绝许可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跨国公司凭借知识产权占据市场支配地位,通过拒绝许可设置技术壁垒,将我国企业排挤出竞争市场的现象日益严重.欧盟在规制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有完善的立法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通过对欧盟相关立法及典型案例的分析,详细阐述了在特殊情况下构成拒绝许可滥用行为的认定方法.并结合中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对我国如何规制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出了一些建议.     

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理论与制度构成

是否规制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自《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修订之时就不断争论与探讨。互联网平台的相对优势地位主要包括平台内经营者对平台的依赖关系以及因网络效应、锁定效应以及数据获取能力的差异而具有优势。前者的依赖关系是因平台在规则制定和市场进入上拥有相对力量所致；而后者则体现为大型平台相对于中小型竞争者具有显著的优势市场力量。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保障个体的交易自由、防止私人主体的经济力量被滥用等效果。在功能定位上，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构成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扩展与有效补充。在行为认定上，需要坚持以“界定相关市场—认定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判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这一分析路径，结合互联网平台市场的竞争特性，综合考量行为的违法性。     

论数字内容平台版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大型数字内容平台基于网络效应、用户锁定效应产生的竞争优势，叠加版权独家交易所形成的版权集中效果，极易形成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的竞争瓶颈。尤其当数字内容平台本身也参与下游市场竞争时，版权滥用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隐忧将成为现实。目前，基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规制路径存在相关市场界定争议不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度高、实际规制效果欠佳的局限，引入禁止版权滥用原则的私法规制路径可成为一种有益补充。在既有规制路径的具体实施中，一方面，应当尽快通过设定主体标准，要求适格的数字内容平台主体履行竞争性义务，使得具有一定版权资源积累量的数字内容平台承担以合理条件促成关键设施版权开放的义务；另一方面，设计防止版权滥用的反竞争抗辩制度也应当成为重要的补充救济手段。其中，应以违反促进数字内容产品传播、激励创新的版权法公共政策，具有反竞争效果的初步证据作为版权滥用抗辩成立的构成要件。     

3Q大战反垄断终审判决中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相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终审判决中对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及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我们将从该案二审亲历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外相关判例,对该判决中关于相关市场界定中的责任分配、假定垄断者测试在相关市场界定中的地位、替代性分析应遵循的多数且重要原则,以及从动态竞争的角度正确看待市场份额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的作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综合分析方法等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必要的归纳。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审理思路和认定结论无疑将对后续的反垄断诉讼、行政调查及企业的合规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判断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研究——“百度搜索引擎服务”垄断纠纷案评析

判定经营者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为前提,主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由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明,涉及相关市场、市场份额等专业事实的认定,因此仅有市场调查报告的结论不足以证明调查方法、数据的科学性,宜采用专家证人的方式予以证明且不宜简单地适用＂自认＂规则。如果经营者具有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但其所实施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也不能判定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我国银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分析

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然而又频频出现银行依据自身在特定条件下的优势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符合《反垄断法》规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银行业相关市场的构成应考虑产品和地域因素,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判断滥用行为应正确区分合理正当的商业经营行为与限制、排除竞争的经营行为。     

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

随着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判断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案受到了严峻挑战。在互联网市场上,市场份额的计算方法受到质疑,市场份额对衡量经营者市场竞争力的判断作用已经退化。在我国对市场份额证据严格限制的实证法背景下,我国司法实践中推行的"单一市场结构方案"既不能适用于互联网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规制,也不符合我国反垄断的立法规定,是必须摈弃的一种落后观念。因应互联网市场的形成,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精神,应当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贯彻"综合标准方案",既不简单反对可以根据市场份额推定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又充分考虑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状况等其他因素对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影响。     

《鹿特丹规则》下非承运方委托时港口经营人责任限制分析

通过对中国港口经营人责任限制的分析以及对《鹿特丹规则》下海运履约方制度的解读，探讨非承运人委托作业时港口经营人责任界定。得出中国可以借鉴《鹿特丹规则》，通过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实际承运入制度，使实际承运人适用于港口经营人，可以享有责任限制权，但仅限于消极抗辩权。     

相对优势地位理论质疑

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强调了企业之间的相互力量对比,并认为当交易方在一定情况下具有类似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的市场力量时,会使得交易相对方“依赖于”该企业,从而引起竞争法上的效果。依据对资产专用性理论,从沉没成本引起的利益判断、进入障碍和市场划分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的相关判例的解析,可以看出该理论存在重大的缺陷,其实施不仅无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还会造成理论和实务上的混乱。     

劳动争议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

我国劳动争议的证明责任规范呈现碎片化、粗糙化倾向,实务中存在对劳动争议证明责任二元结构理解的混沌状态。司法实践呼唤劳动争议证明责任规范走向体系化、精细化,客观公正目标的实现需要主观证明责任的理性回归。文书提出命令和证明妨碍制度提供了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主观证明责任的契机;立法规范应当立足待证事实,完善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客观证明责任理论体系。关于劳动争议案件中工资待遇、管理行为和公司单方控制证据的特别事实要件,应由用人单位负担客观证明责任,其余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应符合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般立场。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on china’s recourse for cultural relics pillaged overseas: dilemma and way out - take the litigation on the auction of rat head and rabbit head bronze statues for example

Facing the dilemma on the recourse for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pillaged overseas, China shall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ituat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promise.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China shall take rational, beneficial, and moderate legal actions to uphold and protect national rights. The recourse on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custom has been deemed as a failure by the view of the majority; the recourse in a foreign court will almost certainly encounter numerous obstacles in law that are ver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and the recourse in a national court will not only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but also raise considerable disadvantages. If China hopes to retrieve the pillaged cultural relics by means of international treaty,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conclude special agreements with relative states. The latter shall exercise best efforts to recover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return them to China at the expense of Chinese tax pay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two choices available if China hopes to settle the problem through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One is to make an agreement with relative states, and the other is to authorize certai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to adjudicate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I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s chosen, then the relative states can authorize the court to decide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 et bono; however, the best way is to conclude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renounce the application of certa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which might hinder the dispute resolutions. The other choice is to make unilateral legal activities with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relativ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on condition that certain tacit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had been achieved between relative states. However, whether the above international legal methods can be used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problem, it depends on sufficient negotiation and mutual compromis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relative states; the relative national authorities sha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aspects instead on unilateral declarations or sanctions.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欧盟GDPR的原旨主义考察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是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立法之一,而其中的“长臂管辖”条款是最有特色并颇受争议的规则。从内在视角来看,欧盟语境下个人数据的特殊含义和重要地位,是“长臂管辖”的正当性基础。而其在制度上形成内外联动的局面,是因为欧盟想扭转其在全球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劣势地位,并增强其在全球数据保护立法的话语权,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数据和国家安全。对此,中国未来的数据保护立法应结合自身数据产业的特点,明确立法旨意,形成内外联动,在国际互联网和数据治理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掌握该领域的话语权。     

我国国民待遇制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探析

国民待遇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的国民待遇制度的立法主要涉及一般民事权利、投资权、对外贸易、税收、知识产权、法律诉讼等方面。目前我国的国民待遇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 ,如“超国民”待遇、“次国民”待遇的存在。因此 ,我国一方面要淡化优惠 ,另一方面要减少限制 ,建立“对内、对外统一”的法律体系。     

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价值取向的科学与合理。就中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价值选择来看 ,首先 ,在保护边界的划分上 ,应立足于保护主义的立场 ,同时济之以自由主义的补充 ;其次 ,在保护重心的确定上 ,应强调私权保护优先 ,同时兼顾竞争秩序的维护 ;最后 ,在保护战略的选择上 ,应兼采多种战略 ,实现形式的强保护与实质的弱保护的有机结合。据此 ,文章在分析中国现有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体系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几点设想 :一是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 ,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二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 ,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具有适度的超前性 ;三是调整刑罚结构 ,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 ;四是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着力加强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赔偿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

入世后 ,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 ,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国现行反垄断法规范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体系 ,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 ,缺乏独立的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 2 0 0 2年 2月的反垄断法草案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合并、行政垄断和反垄断执法机关和程序的规定方面存在缺陷。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 ,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